思想史文库 | 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国外经济学讲座（1-4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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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1979年11月，受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经济理论和方法小组的委托，刚成立不久的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在北京大学举办“国外经济学讲座”，这个讲座由43位学者主讲，从1979年11月开始，到1981年春天结束，每周讲授一次，共60讲。后来讲稿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国外经济学讲座》为书名，于1980年7月至1981年12月分四册出版发行。

《国外经济学讲座》四册，印得简朴，注明“限国内发行”。但是，出书的目的和内容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全部讲座60次，覆盖面极广。以第一册为例，有宏观经济分析、经济政策目标分析、人力资本理论、消费经济学、微观经济分析、西蒙等人的现代决策理论、经济增长论、发展经济学、哈罗德——多马模型、3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关于计划经济问题的论战，等等。此时此刻开展国外经济学讲座，既不是突发奇想，也不是仓促上阵，它是在中国改革决策集团推动下实施的。他们显然意识到，中国需要焕然一新的东西，需要新的理论方法，改变思维模式，开拓想象空间，而传统政治经济学不论是理论体系，还是话语系统都不足以支撑中国的改革，没法和世界对话。

1979年6月下旬，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召集各部负责人和经济理论工作者开会，要求大家结合起来，对我国经济情况和政策，进行调查研究，并决定成立四个调研组，即经济管理体制组、经济结构组、技术引进和企业现代化组、经济理论和方法组。这四个组的工作方向，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中国改革的四个基本领域。其中，负责经济理论与方法组的是于光远。

时任社科院副院长的于光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同时因为他的教育背景和涉及的领域，成为这个阵营中，最有条件与西方经济学界人物沟通的人。就是他，推动开辟了西方经济学的课堂，也是思想解放的课堂。他的道理有意思，“没有理由拒绝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没有理由拒绝吸收西方经济学发展马克思主义。”他还说，“偏爱可以，偏见不可。”

这构成了改革开放伊始的交响曲：一面拨乱反正，反思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面开堂宣讲，引进西方经济理论。稍早，1979年5月，全国各地17位在西方经济学领域有造诣的人士联名发起“成立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创议书”。他们公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经济所所长许涤新为研究会名誉会长，北大经济系教授陈岱孙为会长并主持筹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教授李宗正（1923—2000）、北大经济系教授厉以宁和社科院经济所黄范章协助筹备工作。发起人一共17位，他们是：陈岱孙（北京大学）、吴斐丹（复旦大学）、陈彪如（上海师范大学）、刘涤源（武汉大学）、张培刚（湖北社科院）、朱绍文（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宋则行（辽宁大学）、钱荣堃（南开大学）、宋承先（复旦大学）、王治柱（武汉大学）、李宗正（中国人民大学）、蒋自强（杭州大学）、黄志贤（厦门大学）、李竞能（南开大学）、厉以宁（北京大学）、黄范章（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吴易凤（中国人民大学）。于光远领导的理论方法组委托研究会举办国外经济学讲座。从而，使这件事有了官方背景的支持。

《国外经济学讲座》（第一册-第四册）

这是一个大舞台、大契机。讲座从1979年11月至1981年春，每周一次，共60讲，由北京、上海、天津、沈阳、武汉等地43位专家主讲，听众有200—600人，其中有科研人员、高校教师、学生，还有参与经济改革的国家工作人员、从事政策研究的人，不乏能够影响重大决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这是1949年以后，在中国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传播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是为改革提供思想资源的学习班、培训班，又是西方经济学的扫盲班、普及班，也是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实践。从此以后，中国经济学家的话语系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宏观、微观、供给、需求、市场、创新、均衡、投入产出、经济预测、货币主义，等等，成为人们交流的新概念和语言元素。不能设想，没有这些元素，中国改革的观念、模式怎么能够建立起来。与此同时，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综合平衡等一系列与计划体制和传统经济学相关的语汇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这是一场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