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速递 | 索寒蕾：“ 两个熊彼特”叙事：对企业家创新理论的文本考察

编者按：本期是《经济论坛》上的一篇研究熊彼特的文章，名为《“ 两个熊彼特”叙事：对企业家创新理论的文本考察》，转载获作者授权。本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理论经济学（2026.3）转载。小编邀请本文作者索寒蕾亲临小站介绍本文，小站转载过作者的另一篇文章，见思想史期刊 · 速递 | 索寒蕾：熊彼特悖论：动态变迁过程中的静态均衡。

文本来源：《经济论坛》杂志社公众号

“ 两个熊彼特”叙事:

对企业家创新理论的文本考察

索寒蕾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

一、“两个熊彼特”论断的产生

作为企业家创新理论的奠基者，约瑟夫·熊彼特始终将创新视为驱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机制。学界注意到，其理论框架在《经济发展理论》(1911)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两部著作中呈现显著断裂——这种张力被建构为极具传播力的“两个熊彼特”论断。根据该论断的经典表述，早年熊彼特聚焦企业家精神和个人能动性，将企业家的突破性创新作为经济系统的变革引擎；晚年熊彼特转而强调大企业内科层制组织的常规化、官僚化研发与创新。这种转变往往被认为与熊彼特对美国大企业的观察有关，并被视作熊彼特思想体系的根本性、颠覆性逆转与背离：不仅研究对象从创业个体转向企业组织，价值判断也从推崇企业家精神转向预言企业家消亡。

“两个熊彼特”论断的产生一定程度上与加尔布雷思有关。在《新工业国》(1967)中，加尔布雷思强调，大型企业在经济体中占据主导地位，大部分工业研发活动集中于大型企业。他表示，随着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企业家在成熟型工业企业中已不再存在，权力没有转移到企业家手中，而是转移到“技术专家阶层”(Technostructure)手中^[1]67-68。从某种程度上讲，加尔布雷思将“晚年熊彼特”引入经济学。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加尔布雷思没有明确界定熊彼特思想的分期，但的确选择性强化了学界对晚年熊彼特思想的关注。

[1] 加尔布雷思. 新工业国[M]. 嵇飞，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学界通常认为，“两个熊彼特”论断始自美国产业经济学家阿尔马林·菲利普斯(Almarin Phillips)的《技术与市场结构：一项对航空工业的研究》(1971)一书。菲利普斯提及熊彼特早年作品与晚年作品之间的差异。菲利普斯表示，在《经济发展理论》和《经济周期》两部作品中，熊彼特强调企业家的创新功能，忽视市场结构对企业研发和创新行为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熊彼特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企业仍然存在，创新和发明仍然是其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独立于市场过程的个体企业家角色被驱逐^[2]4-7。发明和创新成为大企业内经理和专家进行的常规化活动。菲利普斯将这种前后差异归因于熊彼特写作时所处的不同历史背景，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熊彼特已然预见企业家资本主义的消亡。这一发现具有开创性价值，但其论证却存在明显缺陷：既未追溯熊彼特思想转变的文本证据，也未解释为何20世纪30年代成为关键性节点。

[2] Philips A. Technology and market structure: a study of the aircraft industry[M]. Lexington, Massachusetts: Heath Lexington Books, 1971.

英国技术创新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在“两个熊彼特”论断的建构中迈出关键一步。他在1982年《工业创新经济学》一书中，将菲利普斯发现的思想差异进一步提炼为“熊彼特-Ⅰ”和“熊彼特-Ⅱ”的二元模型：前者基于《经济发展理论》^①，聚焦企业家个体的突破性创新；后者源自《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强调大企业控制的内生性科技研发活动^[3]211-214。这两个模型反映了两个不同的世界：“熊彼特-Ⅰ”模型以20世纪初期观察到的19世纪的历史为基础，“熊彼特-Ⅱ”模型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事件为基础^[4]41。与菲利普斯类似，弗里曼也将这种差异归结为熊彼特对其所处时代变化的反应，认为熊彼特已经意识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工业研发活动的快速增长，以及创新活动在大公司内部普遍制度化的事实。1988年，弗里曼进一步明确界定了“两个熊彼特”(Two Schumpeters)概念：一个是一战前强调企业家和小型企业作用的“年轻”熊彼特，另一个是强调大型垄断企业和官僚化技术变革过程之优势的“成熟”熊彼特^[5]。然而，弗里曼的论证存在两处薄弱环节：一是对熊彼特原始文本的系统性分析不足^②[4]38-43，二是未能严密论证历史环境变迁与思想转型之间的因果关系，为后续研究留下质疑空间。

① 《经济发展理论》德文第一版于1911年出版，于1912年重印，重印版内容与1911年版之间没有区别。直至1926年，熊彼特修订出版德文第二版。

② 弗里曼引用熊彼特于1928年的英文论文“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中的观点来印证晚年熊彼特强调创新官僚化以及大公司成为主要创新载体。此外，弗里曼还引证菲利普斯的判断，列举熊彼特1912年、1942年作品，但没有给出详细文本依据。对于为何将熊彼特的转变归因于两次大战期间美国大公司及其研发活动，弗里曼未给出详实证据，也未解释这些与熊彼特思想转变之间缘何存在必然因果关系。

[3] Freeman C. The economics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M]. 2nd ed. London: Francis Pinter, 1982.

[4] Freeman C, Clark J, Soete L. Unemployment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a study of long wav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M].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82.

[5] Freeman C. Introduction[M]// Dosi G, Freeman C, Nelson R, et al. 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theory. London and New York: Pinter Publishers, 1988:1-8.

在新熊彼特主义学派内部，伯顿·克莱因(Burton H.Klein)、悉尼·温特(Sidney G.Winter)、理查德·尼尔森(Richard R.Nelson)、内森·罗森伯格(Nathan Rosenberg)等学者同样承认在《经济发展理论》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这两部作品之间存在具有显著差异的“两个熊彼特”。这些差异主要涉及熊彼特思想的如下转变：从企业家精神转向常规化创新^[6]135、对发明和创新之间区别的态度从强调转向弱化^[7]、个体企业家地位从主角和领导者转向局外人甚至变得过时等^[8]。对于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转变，克莱因强调熊彼特在哲学理念上从反决定论到决定论的认识论断裂^[6]133，尼尔森归因于写作时间与地域方面的差异——20世纪来临后不久的奥匈帝国与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美国^[7]，罗森伯格认为熊彼特所研究的现实经济世界在1911年和1942年期间产生巨大变化^③[9]70。同样，上述研究均以《经济发展理论》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这两部作品作为核心证据，忽视了熊彼特大量的过渡性作品，也忽视了其间28年内发生的可能会对其思想产生影响的诸多变量。

③ 参见“约瑟夫·熊彼特：激进的经济学家”一文，该文最早发布于1992年8月东京熊彼特学会会议。

[6] Klein B H. Dynamic economic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7] Nelson R R. Schumpeter and contemporary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s of innovation[M]// Smith G T. Innovative competition in medicine: a Schumpeterian analysis of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and the NHS. London: White Crescent Press, 1992:1-12.

[8] Winter S G. Schumpeterian competition in alternative technological regimes[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984,5(3～4):287-320.

[9] 罗森伯格. 探索黑箱：技术、经济学和历史[M]. 王文勇，吕睿，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基于熊彼特企业家创新理论二元对立分析框架，可提炼出若干维度。这些维度共同支撑起“两个熊彼特”论断的基本架构，如表1所示。其中，最核心的维度是创新载体的转变。倘若创新载体是个体企业家，那么创新往往发生在与之相关的小企业中，创新的实现同样依赖个体企业家的特质，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间断性。倘若创新载体是大企业内的技术专家，那么这种创新更倾向于常规化和社会化，创新活动甚至可以等同于企业内的发明或研发活动。因此，可以判断“两个熊彼特”理论分野的关键在于创新载体的更替：“熊彼特-Ⅰ”坚持“个体企业家中心论”，认为个体企业家是创新的唯一引擎；“熊彼特-Ⅱ”转向“个体企业家过时论”，主张现代企业组织已接替个体企业家成为创新主力军。

“两个熊彼特”论断产生了广泛影响，得到演化经济学、技术创新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细分学科的广泛认同，迄今仍在相关英美经济学文献以及中国经济学文献中占据主导地位。该论断凭借其清晰的解释边界，成功构建企业创新理论研究的二元范式：一派研究关注熊彼特的早年文献，强调个体企业家创建新企业的重要性；另一派研究关注熊彼特的晚年思想，强调大型企业内部研发活动的重要性。这种理论分野甚至渗透到政策实践层面，形成支持初创企业培育与主张大企业主导的两种创新战略取向。值得深思的是，当我们将“两个熊彼特”作为几乎不证自明的分析工具时，是否忽视了熊彼特思想演进中更复杂的连续性脉络与深层洞见?

二、对“两个熊彼特”论断的质疑

尽管学界关于“两个熊彼特”的讨论基本形成主流共识，但已有一些研究通过系统梳理熊彼特的作品，对这一论断的合理性提出疑问。根据论证路径的差异，这些质疑性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研究强烈反驳前述的二分法指控，捍卫熊彼特企业家创新理论的前后一致性。较早明确反对“两个熊彼特”论断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兰格洛伊斯(Richard Langlois)。1987年，兰格洛伊斯在经济学史学会(History of Economics Society，HES)年会上做了题为《熊彼特与企业家的过时》的报告^④[10]。兰格洛伊斯考察了熊彼特企业家理论的相关文本，认为在熊彼特早年作品与晚年作品中，同时存在对企业家精神的赞扬与埋葬^⑤。他承认在不同时期存在两个迥异的熊彼特，并将此归因于熊彼特对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经济知识论的混淆。所谓“两个熊彼特”论题，只能说明早期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并不能说明早年和晚年熊彼特之间的区别。此外，兰格洛伊斯还表示，没有任何文本依据证明熊彼特1930年左右对美国大公司的观察影响了其思想形成。

④ 这篇文章后于1991年11月作为康涅狄格大学经济学系的工作论文发布，编号为 91-1503。又于2003年发表于《奥地利经济学前沿》（Advances in Austrian Economics）第6卷。

⑤ 兰格洛伊斯从熊彼特作品中找到文本证明，一方面，1942年之后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与《经济发展理论》中的思想相似；另一方面，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所表达的“企业家不那么重要”或“企业家过时”思想已出现在《经济发展理论》及其他早期著作中。

[10] Langlois R N. Schumpeter and the obsolescence of the entrepreneur[J]. Advances in Austrian economics, 2003, 6: 283-298.

荷兰学者约翰·哈格多恩(John Hagedoorn)通过文本考证发现，早年熊彼特和晚年熊彼特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二分法，企业家活动在熊彼特思想中一直发挥积极作用，熊彼特在整个学术生涯中一直将企业家作为创新和变革的推动者^[11]。德国社会科学家亚历山大·埃布纳(Alexander Ebner)考察了熊彼特有关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和企业家精神的相关文本，表示企业家精神概念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加强熊彼特思想中的一致性：企业家精神概念的历史特殊性，允许熊彼特根据历史特定的制度模式区分企业家功能的载体。在埃布纳看来，“两个熊彼特”论断关于熊彼特通过强调大型企业研发部门的影响而改变对企业家精神作用的看法，实际忽视了企业家精神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背景下的历史特殊性^[12]。

[11] Hagedoorn J.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Schumpeter revisited [J].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1996, 5(3): 883-896.

[12] Ebner A. Schumpeterian entrepreneurship revisited: historical specificity and the phas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2006, 26(3): 315-332.

第二类研究并不否认《经济发展理论》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两部作品中熊彼特关注点的差异，但主张这种差异被夸大了，强调这些差异间的可调和性。美国学者马克·弗兰克(Mark W.Frank)考察了熊彼特在欧洲时期和在美国时期对企业家和创新的理解，承认在这两个时期的理论中企业家职能的体现者或载体是不同的^⑥。但弗兰克表示，二者之间是可以和解的。由于熊彼特的工具主义方法论只关注如何获得有用的结果，不考虑理论的真假，因此这种企业家职能载体的历史事实变化并不会影响熊彼特抽象且简化理论的有用性。同时，历史背景和制度的变化也并不意味着熊彼特的理论出现了实质性的变化或矛盾。由此可见，“两个熊彼特”论断被夸大了^[13]。美国经济学家戴维·奥德兹(David B.Audretschs)表示，熊彼特的这种转变所体现的只是最能激发和驾驭企业家精神的组织结构的转变，即由小企业向大企业的转变，并不意味着熊彼特对创新潜在动机的判断出现转变^[14]。

⑥ 欧洲时期的熊彼特认为典型的企业家是一个通过新公司实施创新的孤立个体，美国时期的熊彼特则将大型企业甚至政府机构视为企业家。

[13] Frank M W. Schumpeter on entrepreneurs and innovation: a reappraisal[J].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1998, 20(4): 505-516.

[14] Audretsch D B. Joseph Schumpeter and John Kenneth Galbraith: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J].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015, 25: 197-214.

第三类研究通过考察熊彼特的文本，发现熊彼特另一种不同的思想转变。2003年，马库斯·贝克尔(Markus C.Becker)和托尔比约恩·克努德森(Thorbjørn Knudsen)通过文本资料考察揭示，以1925年至1926年为转折点，熊彼特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根本性逆转：在1926年的“企业家”一文中以及1926年彻底修订的德语第二版《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不再将企业家精神视为超人意志的个人化，而将其描述为一种非人格化的功能，剥夺其与人相关联的特征，并首次用“企业家职能”来描绘企业家精神^[15]。根据贝克尔和克努德森的分析，这种根本性变化并不是以熊彼特定居美国作为转折点，而是由熊彼特的“失望和个人悲剧”引致^⑦[15]。他们承认，熊彼特的企业家概念从人格化到非人格化转变的结果，与著名的“熊彼特假说”(Schumpeter hypothesis)——大公司比小公司更具创新性——非常接近^[16]。进一步地，贝克尔和克努德森以1925年(熊彼特重返学术界)作为区分早年与晚年熊彼特的分界点，强调在1926年熊彼特已经形成成熟的企业家理论并在此后未作太大变动。从某种程度上讲，这项研究否定了美国经历对熊彼特思想转变的影响，但是对于“两个熊彼特”的论断仍然具有一定的支撑力^⑧。

⑦ 1926年6月22日，熊彼特的母亲去世。1926年8月3日，熊彼特的妻子死于难产，孩子也随后去世。贝克尔和克努德森写道，“熊彼特从一个充满活力的人，变成了一个精神上和情感上崩溃的人。熊彼特应对悲痛的方式之一是埋头工作，而他最先着手的工作是完成《经济发展理论》的修订，另一项任务是完成‘企业家’一文的写作”。

⑧ 贝克尔和克努德森明确反对兰格洛伊斯所声称的早期和晚期熊彼特之间没有区别之观点。兰格洛伊斯则表示他们二人所发现的思想转变与“两个熊彼特”论断之间并无关系。

[15] Becker M C, Knudsen T. The entrepreneur at a crucial juncture in Schumpeter’s work: Schumpeter’s 1928 handbook entry entrepreneur[J]. Advances in Austrian economics, 2003, 6: 199-233.

[16] Becker M C, Knudsen T, Swedberg R. Introduction [M] //Becker M C, Knudsen T, Swedberg R. The entrepreneur: classic texts by Joseph A. Schumpeter.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42.

总的来看，当前学界关于“两个熊彼特”的争论仍处于未决状态：无论是这种思想转折的存在性，还是转变时间节点与动因，均未形成有效共识。主要原因在于，现有研究较多受限于文献基础薄弱：支持派多局限于《经济发展理论》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文本对比，忽视熊彼特40余年学术生涯中大量文章、书信及未刊手稿的佐证价值；反对派虽涉及熊彼特其他作品，却未能系统追踪核心概念的演变。更值得关注的是，熊彼特在欧洲时期撰写的关键德语文献长期处于英美和我国学界研究盲区，甚至其代表作《经济发展理论》也普遍依赖1934年英译本^⑨，这种文本缺失一定程度上导致思想谱系重构的论证断层，减损了这些研究结论的说服性与合理性。就我国而言，尽管学界持续关注熊彼特企业家创新理论，但研究视野仍过度集中于两部经典著作，“两个熊彼特”之简单二分法长期主导学术路径，既缺乏学理层面的质疑，也欠缺思想史维度的系统验证，这种局限客观上制约了对熊彼特思想体系的整体性把握。

⑨ 《经济发展理论》德文第一版于1911年出版，在第一版基础上，熊彼特彻底重写了第二章和第六章，将第七章全部删除，并于1926年出版德文第二版，同时熊彼特还为这本书添加了副标题。其中，第一版中的第二章“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涵盖熊彼特与企业家相关的主要思想，第七章“对整体经济的看法”包含熊彼特的社会学思想。许多国外研究通常参考的1934年英译本是在1926年德文第二版的基础上翻译形成，国内研究通常参考的中文译本是基于1934年英译本翻译形成。

三、对熊彼特相关作品的思想史考察

在创新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研究传统中，“两个熊彼特”理论预设几乎已成为“不言自明”的隐含前提。若该论断成立，则熊彼特关于企业家创新理论的核心文献应呈现出显著阶段性差异。具体而言，其早年作品不应包含晚年思想要素——“个体企业家过时论”，晚年作品亦不显现早年理论痕迹——“个体企业家中心论”，两个时期的作品之间应当形成明确的思想分期界限^[10]。为验证“两个熊彼特”论断的学理有效性，本文将基于思想史文本研究方法，系统梳理熊彼特的思想演进，着重探究两个维度：其一，在1942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问世前，是否存在指向企业家精神式微、企业家职能和作用衰退、创新机制常规化等“个体企业家过时论”的理论雏形；其二，在该著作完成后的学术作品中，熊彼特是否仍延续以往对个体企业家、企业家精神等“企业家中心论”核心命题的阐释。

[10] Langlois R N. Schumpeter and the obsolescence of the entrepreneur[J]. Advances in Austrian economics, 2003, 6: 283-298.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写作于1939年末至1942年初。这部作品在学术界产生了强烈反响，取得了熊彼特本人意想不到的“成功”。在“倒塌的围墙”一章中，熊彼特专门用一个小节的内容讨论了“企业家职能的过时”(The Obsolescence of the Entrepreneurial Function)^⑩[17]209。熊彼特归结了两个导致企业家职能消失的重要因素：其一是随着预测和计算能力的提高，创新和技术进步更易于实现，甚至降级为专家们的日常事务，呈现机械化、自动化、非人格化特征；其二是创新所面临的阻力或抵抗减少甚至消失，社会环境习惯于且易于接受变革。两个因素降低了人格和意志等力量的必要性，使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职能的重要性加速消失，进一步破坏了依赖于企业家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

⑩ 熊彼特的企业家职能过时理论存在一个前提假设，“让我们看一看那个更加不现实的可能性，即假定生产方法已经完善到不容进一步改善的境地”。

[17] 熊彼特.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 吴良健，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技术进步越来越成为受过训练的专家小组的业务”“机关和委员会的工作日渐取代个人的活动”“完全官僚化了的巨型工业单位不但驱逐中小型企业，‘剥夺’其业主，而且到最后它还会撵走企业家，剥夺作为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17]211-214这些通常被视为熊彼特思想彻底转变的重要文本证据。实际上，1942年该书中表达的许多思想(包括上述文本在内)并非熊彼特学术生涯中首次提出，反而在熊彼特以往作品中存在相似表述。熊彼特的学生洛林·艾伦(Robert Loring Allen)表示，这一作品中的基本思想可以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甚至更早^[18]420。美国历史学家托马斯·麦克劳(Thomas K.McGraw)认为熊彼特之前许多作品的主题都在这本书中得到充分阐释^[19]522。此外，熊彼特也并未自此放弃对企业家职能、企业家精神的关注。

[17] 熊彼特.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 吴良健，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8] 艾伦. 开门(下)：创新理论大师熊彼特[M]. 马春文，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

[19] 麦克劳. 创新的先知：约瑟夫·熊彼特传[M]. 陈叶盛，周端明，蔡静，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基于德国社会科学家乌尔里希·赫特克(Ulrich Hedtke)整理的熊彼特作品全集目录^⑪，研究发现，熊彼特企业家创新理论的核心内容主要存在于表2所列作品当中。同时，为探寻熊彼特思想转变与美国之间的关系，表2还给出熊彼特在1932年定居美国前的三次访学记录。

⑪ 详见网站：www.schumpeter.info。

(一)1942年之前的“个体企业家过时论”

在1911年德文首版《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已注意到不同社会形态下企业家精神的变化。他指出，相较于早期社会^⑫，当今社会形态中的企业家精神以及企业家的许多特征都缺失了，但企业家的纯粹经济功能并没有消失^[20]173。此外，熊彼特还考虑到，社会主义形态下将由国家作为载体来接管企业家的职能。熊彼特明确指出：“我们应当尝试将现代企业家视为经济领域的专家。我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构想没有遇到什么大的困难。我们可以假设创业活动(Unternehmertätigkeit)本身将落到国家手中。事实上，这不过是不言而喻的。”^⑬[20]173

⑫ 熊彼特将雅各布·福格尔（Jakob Fugger，1459-1525）、腓尼基商人视作早期社会中企业家精神的体现者。

⑬ 在1926年德文修订版中，熊彼特删去了这一表述。

[20] Schumpeter J A. 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M]. Leipzig: Verlag von Duncker & Humblot, 1911.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熊彼特开始系统关注社会合理化进程对经济制度的重塑效应，并且强调资本主义企业将在这个进程中逐渐消失的趋势，尽管并未全面展开论述。熊彼特在1918年的“税收国家的危机”(Die Krise des Steuerstaates)一文中表示，竞争性经济本身具有内生性演化动力，其发展必将自行催生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资本充裕、由企业家头脑彻底合理化的经济”^⑭[21]。尽管战争暂时延缓了这一进程，但熊彼特预言，伴随经济发展和“社会同情”的扩展，私营企业的社会意义终将消失^[21]。在同时期的作品“论帝国主义社会学”(Zur Soziologie der Imperialismen)中，熊彼特揭示，个体企业家的成功虽打破了帝国主义对人的桎梏，但竞争性资本主义本身必然导致不可逆的结构性变革：所有阶层“民主化、个体化和理性化”，冒险精神、征服欲望等非理性冲动终将被耗尽。这种“合理化”(Rationalisiert)进程不仅预示企业家精神的消亡，更暗示整个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转型方向^⑮[22]。

⑭ 这篇文章于1918年以“Die Krise des Steuerstaates”为题发表在《社会学领域的当代问题》（Zeitfragen aus dem Gebiet der Soziologie）第4期第3-74页。

⑮ 这篇文章于1918-1919年以“Zur Soziologie der Imperialismen”为题发表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档案》（Archiv fur Sozialur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第46卷第1-39页和第275-310页。

[21] Schumpeter J A, Stolper W F, Musgrave R A. The crisis of the tax state[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apers, 1954, 4: 5-38.

[22] Schumpeter J A. The sociology of imperialisms[M]// Norden H. 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two essays.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1951: 3-98.

熊彼特关于“个体企业家过时”的主要思想，在其1920-1921年发表的“当今社会主义的可能性”(Sozialistische Möglichkeiten von heute)中已构建起基本框架。通过剖析当时工业资本集中化与托拉斯组织现象，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正经历根本性制度变革：巨型官僚组织将取代个体企业家成为经济社会运行的主导者。这种历史性转变表现为资本主义竞争性经济内生的“一种走向社会主义理想的趋势”^[23]，即经济生活的合理化过程。熊彼特认为这一进程主要涉及以下变化：技术进步呈现“自然发生”特征、新发明畅通无阻、企业家的重要职能可以习得、创造性工作成为系统化的办公室工作、领导者个性被科层制操作所取代、企业家及其主要功能逐渐消退、经济竞争成为单纯的数学运算等。这种“合理化”不仅重塑经济结构，更引发社会心理、社会形态的全面蜕变：人类被机器和技术所征服、非理性冲动被抑制、人的个性和人际关系消亡、除工人阶级之外的所有阶级萎缩，最终形成“资本饱和、合理化、自动官僚化、人口不变、统治和权力本能已经消亡”、人与人之间完全“个体化、机械化、平等化”的社会格局^[23]。在熊彼特看来，这种资本主义发展已自动放缓的世界，恰是社会主义诞生的历史前提。尽管他承认该进程尚处在萌芽阶段，但断言这一进程终将彻底瓦解传统经济和社会结构，最终过渡至社会主义文明形态。

[23] Schumpeter J A. Sozialistische Möglichkeiten von Heute[J].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1920/1921, 48: 305-360.

1925年，熊彼特在经历了政界与实业界的双重失败后重返学术界^⑯[24]175。直至1932年定居美国前，熊彼特都在波恩大学任教。这段时间里，尤其是在1926-1929年，熊彼特对企业家创新话题开展了大量研究。

⑯ 熊彼特将1919年至1925年这段时期称为其人生中“巨大的浪费”。

[24] 艾伦. 开门(上)：创新理论大师熊彼特[M]. 马春文，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

1926年，熊彼特对《经济发展理论》进行修订。相比1911年德文第一版，在修订版中，熊彼特增加了多项关于企业家及其职能重要性将会下降的论述。在完全重写的第二章《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中，熊彼特表示，随着人类对事物控制力的增加和可计算范围的扩大，企业家职能的意义和企业家的重要性也就越少。“我们越精确地了解自然界和社会，我们对事实的控制就越完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合理化的进步，可以简单、快速和可靠地计算事物的区域就越大，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就越低，因此‘企业家’类型的重要性也必然会下降，就像‘将军’类型的重要性已经下降一样。”^[25]125在第四章谈及企业家利润消失时，熊彼特补充引用1920-1921年“当今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中的一些观点并作进一步阐释。他表示：“生活越是变得合理化、平均化和民主化，个人与具体的人(特别是家庭圈子)以及具体的东西(一方面是特定的工厂，另一方面是特定的家庭住宅)之间的关系就越是脆弱，第二章中列出的许多动机就越是失去意义，企业家对利润的控制就越是失去力量。这一过程与发展的逐步自动化相平行，两者部分源于相同的根源，但往往会削弱企业家功能的重要性。”^[25]238在第六章谈及经济周期时，相较1910年“经济危机的性质”(Über das Wesen der Wirtschaftskrisen)、1911年《经济发展理论》首版对应章节以及1914年“经济生活的波动”(Die Wellenbewegung des Wirtschaftslebens)，熊彼特补充道，“发展过程越为所有参与者所熟悉并成为计算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障碍就越弱，创造新事物所需的‘领导力’就越少，企业家成群结队地出现就越不明显，经济波动就越温和。”^[25]341

[25] Schumpeter J A. 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Unternehmergewinn, Kapital, Kredit, Zins und den Konjunkturzyklus[M]. München und Leipzig: Verlag von Duncker & Humblot, 1926.

在1926年修订《经济发展理论》德文第二版期间，熊彼特撰写“企业家”(Unternehmer)一文，首次明确处理“个体企业家过时”问题^⑰[15]。在文章末段，熊彼特直指核心问题：“企业家职能的重要性是在上升还是在下降?”并给出明确结论：“无疑，这个问题必须从后一种意义上回答。”^[26]熊彼特认为原因有二：其一是整个社会越来越习惯于经济领域的不断创新；其二是技术上、商业上严格的可计算范围不断扩大。这两种趋势共同推动领导者职能，尤其是企业家职能的民主化——企业家必须克服的困难消失了，那些需要特殊判断力的工作成为可习得的专业工作，企业家职能重要性随之降低。熊彼特强调，这一转变是“本质上无法停止的过程”^[26]。

⑰ “企业家”这篇文章正式发表是在1928年。但信件显示，熊彼特于1926年9月7日将该文终版提交给出版商。贝克尔和克努德森提供了熊彼特与出版商之间的相关信件。他们认为，该文的写作时间和《经济发展理论》的修订时间很接近，二者都是在熊彼特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完成。

[15] Becker M C, Knudsen T. The entrepreneur at a crucial juncture in Schumpeter’s work: Schumpeter’s 1928 handbook entry entrepreneur[J]. Advances in Austrian economics, 2003, 6: 199-233.

[26] Schumpeter J A, Becker M C, Knudsen T. Entrepreneur[J]. Advances in Austrian economics, 2003, 6: 235-265.

1927年8月至9月，熊彼特在德国高级政治科学协会课程讲座上系统阐释企业家角色的历史演变。在“当今国民经济中的企业家”(Der Unternehmer in der Volkswirtschaft von heute)报告中^⑱[27]，熊彼特首次用两节内容大篇幅比较竞争经济和信托经济中的企业家，对企业家过时趋势的发展程度作出相对谨慎的判断。在竞争经济时代(以19世纪为典型)，个体企业家往往受本能意志和非理性动机驱动，企业的成功与企业家的成功保持一致。随着工业托拉斯化，技术迭代和商业扩张催生巨型企业组织。在大型企业中，企业家面临双重弱化：一方面，数据可计算和可预测程度提高，企业决策逐渐机械化和官僚化，企业家职能的重要性受限；另一方面，企业家选拔、晋升与其个人特质之间的关联性显著削弱，企业家的个人成功与企业的成功之间不再有必然联系。总之，相比竞争经济，信托经济中的企业家地位更加不稳定，企业家个性与职能的重要性正在下降。在熊彼特看来，这种趋势是技术和商业进步自动化的结果，这种自动化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经济动机。

⑱ 由于许多作者都进行了内容修改，这本书的第二版于1929年出版，其中熊彼特对文章内容做了扩充。由于信息缺失，暂无法查实熊彼特补充内容的确切时间，可能是在1927年10月至1928年5月第二次访美期间，也可能是在访美结束之后。文章第二版于2011年由贝克尔和克努德森译为英文并发表。

[27] Schumpeter J A. Der unternehmer in der volkswirtschaft von heute: Vol.1[M] // Harms B.  Strukturwandlungen der Deutschen Volkswirtschaft: 1st ed. Berlin: Verlag von Reimar Hobbing, 1928: 295-312.

不过，熊彼特仍然保持谨慎态度。一方面，承认企业家过时趋势的普遍性与必然性；另一方面，强调这只是刚开始显现的趋势，“竞争占主导地位的领域仍然很大”“低估企业家的作用当然是极其错误的”^[27]。这种辩证思考在其后续作品中持续深化：1929年，在这篇文章的修订版中，熊彼特补充强调，“个体企业家仍然是我们经济生活的驱动力”“私营企业家”仍然是“目前至关重要的器官”^[28]。这些看似矛盾的表述反映出熊彼特思想的深层张力。

[27] Schumpeter J A. Der unternehmer in der volkswirtschaft von heute: Vol.1[M] // Harms B.  Strukturwandlungen der Deutschen Volkswirtschaft: 1st ed. Berlin: Verlag von Reimar Hobbing, 1928: 295-312.

[28] Schumpeter J A. Der unternehmer in der volkswirtschaft von heute: Vol.1[M] // Harms B. Strukturwandlungen der Deutschen Volkswirtschaft: 2nd ed. Berlin: Verlag von Reimar Hobbing, 1929: 303-326.

1929年5月，熊彼特在德国发表题为“企业家经济学和心理学”(Ökonomie und Psychologie des Unternehmers)的学术演讲^⑲。熊彼特系统阐释企业家职能的动态演变规律，明确指出“企业家职能的重要性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其主要原因在于“生产过程的科学化”^[29]。科技进步重构生产方式，那些曾依赖企业家远见和意志的复杂问题逐渐演变为可以计算的常规事务，专家主导的行业协会逐渐取代个体企业家的独立决策，产业托拉斯化进程加速权力集中和官僚化趋势。^⑳不过，熊彼特特别强调，无论何时“私营企业家的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29]。正如克里斯蒂安·赛德尔(Christian Seidl)和沃尔夫冈·斯托尔帕(Wolfgang F.Stolper)所揭示的，该演讲实际已经架起了“一座桥梁”，从《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先驱企业家作用，通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的资本主义衰落趋势：“企业家仍然是实现新组合的开拓者，但企业家的作用却已经被后来《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精心设计出来的那些因素所削弱。”^[30]122

⑲ 1929 年 5 月 22 日，熊彼特在慕尼黑举行的德国金属轧制厂与冶炼工业中央总会（注册协会）第十次例行会员大会上进行演讲。

⑳ 熊彼特认为行业信托化不一定产生和专家协会相似的效果，因为信托是一种优秀企业家人格的经济体现，熊彼特更强调信托所导致的独断专权和官僚化。

[29] Schumpeter J A. Ökonomie und Psychologie des Unternehmers[M] // Schumpeter J A. Aufsätze zur ökonomischen theorie. Tübingen: Mohr, 1993: 193-204.

[30] Schumpeter J A. Aufsätze zur ökonomischen theorie[M]. Tübingen: Mohr, 1993.

1932年赴任哈佛大学后，熊彼特开始系统构建其经济周期理论体系。1934年春，熊彼特着手写作《经济周期》，直到1938年12月完成手稿。书中熊彼特延续了《经济发展理论》中的理论分析，仍将个体企业家作为创新的载体，“假设创新总是与新人的崛起有关”^[31]96，强调创新就是“新人建立新企业”^[31]110。与之前的作品类似，熊彼特也注意到大型企业的重要性，从而引入“信托资本主义”，以区别“竞争资本主义”。熊彼特表示，如果信托资本主义盛行，那么经济演进状况将与理论中描绘的图景大不相同。在大企业时代存在两个现象，“其一是技术研发变得越来越机械化和组织化，其二是对新方法的抵制减弱。”^[31]108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职能的重要性下降，影响范围也逐渐缩小。熊彼特认为：“企业家职能的重要性首次下降的时代，也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和政治地位首次开始显露出明显弱点并受到成功打击的时代。”^[31]109熊彼特进一步描述了战后时期的社会结构变化，^㉑即资本主义发展的“合理化、平等化、机械化和民主化效应”^[32]697。例如，劳工利益上升到政治权力地位、对资产阶级怀有敌意的文职阶层(The Clerical Class)出现、资本家阶层的态度更加理性化等。总之，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颠覆了保护资本家利益的社会结构，也破坏了资本家阶层的态度、动机和信念。然而，熊彼特并未高估这一进程的发展程度^㉒[31]108。他表示，即使在战后时期，这种过程也并没有发展到足以影响总体轮廓的程度：“那些大企业部门，无论是按照那些计算出美国200家最大型企业控制着美国总资本百分比的作者们的通常意义而言，还是按照当前论述所要求的意义而言，还不足以在任何国家占据主导地位。即使在大公司的世界里，新公司也会崛起，其他公司则会退居幕后，创新仍然主要出现在‘年轻’的公司中，而‘老’公司通常会表现出委婉地称为保守主义的症状。”^[31]96-97

㉑ 此处的“战后”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更确切地，在熊彼特这里指的是1919年至1929年。

㉒ 熊彼特表示，过高估计这一过程的持续时间，与忽视这一过程一样，都是巨大的错误。

[31] Schumpeter J A. Business cycles: 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rocess: Vol.Ⅰ[M]. New York: McGraw-Hill, 1939.

[32] Schumpeter J A. Business cycles: 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rocess: Vol.Ⅱ[M]. New York: McGraw-Hill, 1939.

(二)1942年之后的个体企业家

熊彼特晚年理论建构呈现出深刻的辩证张力。在持续强调企业家职能衰退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演变之必然结果的同时，熊彼特进一步强化了对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活动的历史研究。他不仅系统构建企业家研究的学术框架，更提出意义深远的研究纲领：建立跨学科企业家研究体系，将经济史研究与经济理论研究相结合并进行互证。这些构想集中体现于其晚年的两篇重要文献中。

在1946年的“评论一份研究企业家精神的计划”(Comments on a Plan for the Study of Entrepreneurship)中，熊彼特延续其学术体系核心命题。^㉓他仍然将企业家活动(Entrepreneurial activity)视作驱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变革的核心机制，将创造性反应(Creative response)与企业家精神相联系。熊彼特强调，创造性反应不仅塑造资本主义演进基本路径与最终形态，更从根本上重构社会经济整体格局。创造性反应的实现频率、强度和实际成效，与社会环境中个体的禀赋、素质、决策、行为模式等密切相关，后者实际是企业家精神的主要表现^[33]。值得注意的是，熊彼特在此文中重申了其理论体系中的经典区分：企业家和发明家之间存在本质差异。他指出，发明家仅停留在产生想法的层面，而真正的企业家必须具备识别机遇、突破约束并将创新付诸实践的复合能力。这种划分强化了企业家作为创新实现者的理论定位。文末，熊彼特再次抛出二十年前的设问：“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家职能的重要性是否会下降?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它确实会下降。”^㉔[33]与此同时，他特别强调这一判断的经验基础尚待完善，进而将最终的裁决权交给历史研究者：“但现在这也只是个印象(Impression)。这需要历史学家去证实或推翻。”^[33]

㉓ 这篇文章主要目的是回应美国经济史学家科尔（Arthur H. Cole）在1946年经济史学会年会上对“理论型”经济分析的控诉。其中部分内容于1947年以“经济史中的创造性反应”（The Creative Response in Economic History）为题，发表在《经济史杂志》（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第7卷第2期第149-159页。

㉔ 熊彼特提及以下因素：可计算的范围扩大，创新的阻力比过去要小，个人直觉变得不那么重要并让位于专家团队，进步越来越自动化，经济逐渐官僚化，企业家逐渐丧失其最主要的功能。

[33] Schumpeter J A. Comments on a plan for the study of entrepreneurship[M]// Swedberg R. Joseph A. Schumpeter: the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of capit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406-428.

在1949年的“经济理论和创业史”(Economic Theory and Entrepreneurial History)一文中，熊彼特强调企业家精神作为独特要素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围绕企业家精神，熊彼特提出了几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包括企业家精神的性质、功能、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回报，企业家职能的体现者及其变化，企业家职能在过去和现在的重要性等^[34]。熊彼特进一步延续1926年其在德文第二版《经济发展理论》中对“企业家”角色的界定，^㉕承认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企业家职能有不同的实现方式，企业家角色有不同的扮演者。企业家不一定是单个自然人，也可能是国家的某个部门或机构^㉖。企业家职能“也可以而且经常是”通过合作的方式实现，尤其是在大公司中，很难说出具体由谁充当“企业家”角色。^㉗这种对企业家角色扮演者范围的拓宽，使得即便在大公司时代，企业家的作用依然重要。

㉕ 在1926年第二版《经济发展理论》当中，熊彼特表示，企业家不仅仅包括“独立的”生意人，也包括所有实际上实现新组合的人，这些人可能是一家公司的雇员（经理、董事会成员等），也可能是“金融家”。

㉖ 熊彼特经常引用农业部的例子。某个国家的农民实践一次次地通过引入农业部制定和教授的方法而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此时，农业部充当了企业家的角色。

㉗ 熊彼特表示，在大公司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无法将各种能力结合起来形成企业人格。另一方面，组成这些自然人格的人格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相互干扰。此外，那些拥有总裁或董事会主席头衔的领导人，可能只是协调员，甚至只是名义上的领导人。熊彼特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领域。

[34] Schumpeter J A. Economic theory and entrepreneurial history[M] // The Research Center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Change and the entrepreneur: postulated and patterns for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63-84.

针对当时学界关于经济变革与企业家活动之间关系的分歧，熊彼特批判了两种极端的认知倾向。熊彼特既反对完全忽视领导者素质的机械决定论，也不认同过度夸大个人创造力的英雄史观。他强调必须摒弃简单的因果推定，转而分析领导者特质与其他社会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34]。在临终前撰写的《美国制度与经济进步》(American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rogress)一文中，也谈到个人因素对经济发展过程的影响。他表示，人类的质量，尤其是领导阶层的质量，如“智力、远见、耐力”等，是经济和制度进步的重要因素^㉘[35]。

㉘ 这篇文章原标题为“约瑟夫·熊彼特关于美国制度和经济进步的六讲课程大纲或摘要”，是熊彼特为1950年1月9日至20日由查尔斯·沃尔格林基金会（the Charles Walgreen Foundation）举办的演讲活动所撰写。遗憾的是，在演讲的前一天熊彼特逝世。

[34] Schumpeter J A. Economic theory and entrepreneurial history[M] // The Research Center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Change and the entrepreneur: postulated and patterns for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63-84.

[35] Schumpeter J A. American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rogress[J].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983, 139(2): 191-196.

四、对“两个熊彼特”论断的反思

通过对熊彼特企业家创新理论相关文本的考察，有以下发现。

第一，熊彼特学术思想中并不存在从强调企业家职能的重要性到推崇大企业官僚化研发活动的根本性转向，即不存在从“个体企业家中心论”到“个体企业家过时论”的根本性转向。相反，这两种判断在熊彼特思想体系中同时存在。一方面，自1911年首版《经济发展理论》始，关于“个体企业家过时论”的理论雏形已初现端倪，至1920年左右该命题已基本形成完整的理论架构。另一方面，在学术生涯后期，熊彼特仍持续强调个体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重要作用。他不仅系统论证了企业家活动的历史价值，更明确反对将企业家角色简单化为两种极端倾向——既批判盲目推崇企业家作用的“英雄史观”，也驳斥彻底否定企业家功能的机械决定论。因此，熊彼特企业家创新理论本质是一个具有前后一致性和内在张力的有机整体，而非学界传统分期研究所暗示的断裂性逆转。

第二，熊彼特“个体企业家过时论”的起源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熊彼特关于个体企业家过时的核心观点早在1920-1921年发表的《当前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一文中已基本定型。这一关键文本的创作背景与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化”(Sozialisierung)(由私有财产制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趋势存在显著关联，其理论建构明显植根于中欧特殊的社会经济土壤，而非美国。此外，在1932年正式移居美国前，熊彼特曾三次到美国进行学术访问，分别是1913年10月至1914年初、1927年10月底至1928年5月、1930年9月至1931年初。这些学术活动的时间节点均晚于熊彼特企业家职能过时论的初步形成时期(1911年)，且在第二、第三次访美前后，熊彼特的个体企业家过时论并没有太大差别。现有文献尚无法有力证明熊彼特在首次访美前已建构完整的个体企业家过时论框架。自1932年熊彼特正式就任哈佛教职后，他在学术产出中的相关论述与早期德文作品间的确保持高度的理论连续性和思想稳定性。其晚年代表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关于个体企业家历史命运的论断，实际是早年理论雏形的体系化延伸。这种跨越时空的理论延续性，进一步印证了美国经历并非熊彼特“个体企业家过时论”的成因。

第三，关于熊彼特对个体企业家历史命运的判断，需特别关注其理论表述中蕴含的审慎性。文本研究表明，在1942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这一标志性著作问世前，熊彼特始终保持谨慎的态度，多次强调企业家衰退趋势尚未对现实世界构成结构性冲击。在1942年之后的作品中，熊彼特还将企业家过时趋势视作一个有待历史证实的“印象”，并主张开展关于企业家的历史研究。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关于“企业家职能的过时”的判断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㉙[36]18-25。1949年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第三版序言中作关键澄清：“我必须承认，我并不完全认可(Recognize)所批评的观点中的我自己的观点。例如，我更愿意说，由于可计算范围的不断扩大，企业家职能注定会过时，但不是说现在它实际上在任何地方都已经过时了。”^[37]417换言之，在熊彼特看来，这些批评者对他本人观点的解释存在偏差。他主张的是可计算性领域的持续扩展将导致企业家职能的消散，而非断言这一过程已在现实层面全面完成。

㉙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朱克斯（John Jewkes）列举了熊彼特的一系列主张，并对此提出许多反对性事实。朱克斯认为，企业家在商业和生产中的作用仍处于一个非常原始的发展阶段，还有广阔的领域需要征服。企业家在指导技术进步方面所面临的问题也会更加复杂和困难，领导者才能和直觉等品质依旧很宝贵，很少有行业会完全由少数几家巨头企业主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企业家的工作正在变得更加自动化和常规化。

[36] Jewkes J. Ordeal by planning[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8.

[37] Schumpeter J A.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M]. London and New York: George Allen and Unwin, 2003.

五、如何理解两种论断的同时共存

“个体企业家中心论”与“个体企业家过时论”的对立不是发生在早年熊彼特和晚年熊彼特之间，而是发生在同一时期的熊彼特身上。那么，如何解释熊彼特的这种矛盾呢?基于矛盾范畴的对立统一性，以下将从两个维度分析：首先分析这两种观点相互冲突的地方，再探讨它们背后可能存在的深层联系。

从对立性维度看，学界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有关。通过考察不同时段的思想文本发现，“个体企业家中心论”与“个体企业家过时论”分别对应资本主义发展的两种发展阶段或制度形态。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上升时期，特别是竞争资本主义时期，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企业家创新面临资金、设备、人员等困难，许多事情难以预测和计算，对远见卓识、个人特质的需求很高；另一方面，社会环境习惯于原有传统，企业家创新面临来自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的重重阻力。这些因素凸显个体企业家的重要性。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成熟时期，即信托资本主义时期，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众多大企业出现，这些企业在计算、预测等方面占优，通过企业内官僚化专家团队的合作即可实现创新，无需个体企业家。另一方面，随着社会阻力的减少，创新逐渐变得理所当然。这些都使企业家职能的重要性、必要性减弱。因此，个体企业家重要性的强弱受制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个体企业家中心论”与“个体企业家过时论”之间的对立性，主要由资本主义发展不同阶段之间的差异引起。

第二种解释与熊彼特坚持的学科分离原则有关。熊彼特的研究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且严格遵循学科分离原则。文本研究表明，尽管“个体企业家中心论”与“个体企业家过时论”两种论断在熊彼特诸多作品中同时出现，但在不同学科类型的作品中，这两种论断所占比重不同。前者主要出现在《经济发展理论》等偏经济学作品中，后者主要出现在“当今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等偏社会学作品中。

熊彼特本人曾根据不同学科，将与企业家相关的问题划分为三类，并分别讨论。第一类是企业家的经济学，主要涉及企业家的经济职能、性质以及在经济有机体中的地位；第二类是企业家的社会学，主要涉及企业家从何而来，企业家的命运如何，工业家族如何兴衰等；第三类是企业家的心理学，主要涉及其他群体怎样看待企业家、企业家本身以什么方式看待这个世界并采取行动等^[29]。

[29] Schumpeter J A. Ökonomie und Psychologie des Unternehmers[M] // Schumpeter J A. Aufsätze zur ökonomischen theorie. Tübingen: Mohr, 1993: 193-204.

这种学科分离原则还可以从熊彼特对《经济发展理论》的修订中观察到。1911年《经济发展理论》德文第一版既存在经济理论分析，也存在大量的社会学内容。第七章“对整体经济的观察”(Das Gesamtbild der Volkswirtschaft)中，熊彼特用86页内容分析与企业家创新相关的社会学问题。然而，在1926年的德文修订版中，熊彼特删除了这一章的全部内容。这种系统性的删减，使《经济发展理论》一书的重点全面转向经济领域。^㉚对此，熊彼特坦陈，删减动机源于对学科纯粹性的维护——这一章关于文化社会学方面的内容可能会转移读者对经济理论问题的注意力。这部分内容所产生的影响对于熊彼特而言是他所“完全不欢迎/不希望的”（durchaus unerwünschter）^㉛[25]XIII。但这一删减并不意味着该部分内容不重要。

㉚ 在1926年修订版中，熊彼特也增添一些关于经济与社会领域互动的描述，但并不突出，也很少获得关注。

㉛ 熊彼特表示，“即便该章节曾产生过任何影响，其影响方式也完全是我所不愿接受的：尤其是书中附带的那部分文化社会学内容，时常将读者的注意力从枯燥的经济理论问题上引开，而我希望这些问题的解答能够为人理解；同时它还偶尔为我招致一种认可，这种认可于我而言，与因无法理解而产生的否定同样有害。” 德语原文为“Soweit es uberhaupt gewirkt hat, hat es das in mir durchaus unerwunschter Weise getan: Das Bruchstuck von Kultursoziologie besonders, das es unter anderem bot, hat mitunter die Aufmerksamkeit des Lesers abgelenkt von den Problemen trockener okonomischer Theorie, deren Losungen ich verstanden sehen will, und mir gelegentlich eine Art von Zustimmung gebracht, die mir genau so fatal ist wie die Ablehnung des Nichtmitkonnens.”

[25] Schumpeter J A. 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Unternehmergewinn, Kapital, Kredit, Zins und den Konjunkturzyklus[M]. München und Leipzig: Verlag von Duncker & Humblot, 1926.

从某种程度上讲，熊彼特思想中“个体企业家中心论”与“个体企业家过时论”之间的张力，可视为他对不同学科或不同领域的不同判断。在经济领域，他采用理论分析方法，旨在构建企业家的经济学，侧重对现实经济的分析，使个体企业家处于研究的中心地位。而在社会领域，他运用历史分析方法，旨在构建企业家的社会学、心理学等理论，侧重制度演进的历史维度，由此“个体企业家的过时”也被视为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一些既有研究正是从这个角度去处理这一张力。例如，兰格洛伊斯将其归结为熊彼特对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经济知识论的混淆；弗兰克认为，企业家职能载体的历史背景和制度变化不会影响熊彼特抽象理论的有效性。

熊彼特一方面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企业家重要性进行了阶段性区分，另一方面对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中的企业家创新问题进行了区分，而这些纵向与横向的划分实际上都被熊彼特涵盖或统一在资本主义文化有机体中。

如何理解资本主义文化有机体呢?在1911年《经济发展理论》德文第一版的第七章中，熊彼特将资本主义社会所有领域组成的整体称为“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Soziale Kultur eines Volkes)，^㉜将所有这些发展的缩影称作“社会文化发展”(Soziale Kulturentwicklung)^[20]545。一方面，社会文化中的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发展路径，且发展特征相同。在熊彼特看来，每个部门都与经济部门一样，由两组人群构成——领导者和具有静态倾向的个人。其中，“领导者”(Führers)相当于经济部门的“企业家”——通过行动将新事物、新思想强加于人，从而主导其所在领域的发展。总之，“社会生活的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发展，这些发展机制(Mechanismus der Entwicklung)在某些基本特征上到处都是相同的”^[20]545。另一方面，各领域间并非孤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在每个时点上，每个领域中的每个要素都与其他领域中的每个要素相联系，所有领域的所有情况都相互决定、相互关联^[20]545。

㉜ 熊彼特这里所指的“文化”是一种综合性的理论或框架。他把“文化”视为一个包含多个方面的整体，而经济是其中的一部分。熊彼特表示，在对“文化发展”（Kulturentwicklung）的“整体理解”（Gesamtauffassung）中，经济有其特殊地位。

[20] Schumpeter J A. 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M]. Leipzig: Verlag von Duncker & Humblot, 1911.

那么，如何解释这种社会文化或资本主义文化统一体的发展呢?熊彼特表示，静态情况下，每个特定历史节点上每个民族的社会文化都呈现为统一体(Einheit)^㉝[20]546；动态情况下，每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发展始终遵循统一的演进趋势(Einheitliche Tendenz)^[20]546。尽管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发展开始是相对独立的，但是各个体领域内发生的所有变革均会产生跨领域影响，并推动形成“新质的、统一的文化层级”(Neuen einheitlichen Kulturniveaus)^[20]547。

㉝ 熊彼特表示，在静态下，社会生活每个部门的过程和情况都是由其他部门的过程和情况共同决定的。首先，所有部门都有共同的数据——地理环境等。而且，由于它们之间普遍的相互依赖性，每个部门的情况都是所有其他部门情况的结果。

[20] Schumpeter J A. 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M]. Leipzig: Verlag von Duncker & Humblot, 1911.

熊彼特文化有机体演进理论的三维解释框架可概括如下：首先，文化有机体中的各子系统(经济、政治、艺术、科学、道德等)的演进具有相似的发展特征，这种发展本质上源于系统内生“领导者”的创新实践——创新主体通过实现新组合推动所在领域实现质变式发展；其次，不同子领域间存在复杂的互动机制，这种动态关联催生了不同领域之间的协同演化；最后，文化有机体的演进具有动态统一性，始于静态均衡，在动态演进过程中，通过创新成果扩散和交互作用，原本离散的各领域将趋向于统一和均衡，最终实现文化形态的质变。熊彼特这种关于资本主义文化有机体各领域间“普遍相互依存”的思想，在其许多论述中都有体现，甚至在30年后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达到顶峰。盐野谷祐一(Yuichi Shionoya)将1911年《经济发展理论》德文第一版的第七章的内容视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理论基础，认为二者的思想之间有很强的一致性与连续性^[39]。

[39] Shionoya Y. The science and ideology of Schumpeter[M]// Shionoya Y. The soul of the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methodological essays on Schmoller, Weber and Schumpeter. New York: Springer, 2005: 133-162.

基于以上资本主义文化演化观，熊彼特重点分析了经济领域和非经济领域间的交互作用。企业家在经济上的成功确保了他也能对政治、艺术、道德等领域产生影响，使社会各领域都屈从于企业家的利益^[20]526，而这种影响又反作用于经济等所有领域，如此循环往复^[16]。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社会心理、社会结构都会根据企业家的需要和方向进行调整，并逐渐形成一种与以往不同的经济活动社会评价形式：金钱积累成为社会地位的衡量标准。总之，经济发展会带来非经济性质的社会变革，包括经济领域在内的任何领域的成功都会影响整个社会价值观，对所有领域产生影响，并改变所有领域人类行为的前提与条件^[20]547。

[20] Schumpeter J A. 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M]. Leipzig: Verlag von Duncker & Humblot, 1911.

[16] Becker M C, Knudsen T, Swedberg R. Introduction [M] //Becker M C, Knudsen T, Swedberg R. The entrepreneur: classic texts by Joseph A. Schumpeter.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42.

如图1所示，在资本主义文化的整体演变中，企业家的成功创新突破了原有文明状态的桎梏，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使资本主义文化中的经济领域偏离均衡状态。经济领域的变化进一步触发了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价值观等非经济领域的深层变革，而这些领域的变化又反过来破坏经济发展的创新基石，使经济领域与非经济领域间相适应并形成统一趋势，整个资本主义文化逐渐步入新的均衡或新的文化层级。当创新成果最终被制度化和普遍化后，曾经依赖企业家个人特质的创新活动便转化为系统自有的常规能力，使个体企业家的特殊性在文化或文明升级过程中自然消退。

图1 资本主义文化的演变与内在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