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文库 | 梁捷：经济思想史的方法论

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

介绍经济思想史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思想史这个概念。思想就是思想，为什么思想可以有历史？美国著名哲学家洛夫乔伊在1930年代初在哈佛做过一系列讲座，后来结集成为一本书 《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 。此书值得一读，这也是美国各大学哲学系广泛研究的一本思想史著作。洛夫乔伊提出“存在巨链”的比喻，很耐人寻味。他认为柏拉图也好，笛卡尔也好，康德也好，就如同一个个环，环环相扣。他们之间存在一些潜在联系，需要前后左右放在一起参详。等你慢慢熟悉了这些人的思想，找到了相扣之处，那么最终，居高临下地看，从柏拉图一直到海德格尔，前后相隔两千多年的人，竟然串成了一条 “巨链”，而笛卡尔、康德等都是这条巨链上的一个个环。

这条存在巨链并非不言自明，而需要一段一段来识别，来解析，才能证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已经开始流行思想史的这种研究方法。中国较早一批留学生如胡适、冯友兰等接触到这种方法，于是转回头，开始撰写 《中国哲学史》。自此以后，老子、孔子与朱熹、王阳明等一同变成了思想史人物。中国的社会科学落后十多年，但也在奋起直追，萧公权撰写了 《中国政治思想史》，唐庆增撰写了《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胡寄窗稍后撰写了三卷本的 《中国经济思想史》，从而形成了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个学科。所有这些中国各个学科的思想史，都是对西方思想史的一种模仿，源头就是胡适。

内容上可以模仿，方法上仍需要反思。我们今日学习西方经济思想，自然不能再以中国经济思想作为参照，而需要回到西方语境，重新认识西方经济学的源流与演变。虽然已有很多教科书认为，斯密、李嘉图、密尔、马歇尔、凯恩斯等是西方经济学的主线，是存在巨链上的一个个环。但对于思想史研习者而言，这种简单化的描述最不可靠。以美国奥地利学派学者罗斯巴德为例，他也写过思想史的书。他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看轻一切关怀弱势群体、试图改良社会的思想家，但对强调市场的思想家如杜尔哥情有独钟。罗斯巴德认识中的巨链环与很多教科书不同，这一点就能引发我们很多思考。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有两点必须注意，这也是我们研习经济思想的起点。第一，一定要搞清楚时代背景；第二，一定要搞清楚个人背景。这两点看起来简单，操作起来并不容易。

为什么要关注时代背景？我们举一例，不妨就说斯密。斯密1723年出生于苏格兰。1723年的苏格兰绝非今天的英国，与英格兰有着天壤之别。苏格兰与英格兰分裂数百年，在1707年才达成合并协议，成为一国。从此苏格兰人口快速增长，经济迅速发展，哲学家休谟与经济学家斯密都是在苏格兰快速增长阶段接受教育的思想家，思想背景自然与这个环境有关，与不过相距数十年的洛克、霍布斯就截然不同了。又比如，斯密曾经游历法国，与伏尔泰、魁奈等法国名流交往，学习他们的思想。而法国当时是路易十五时期，正由盛转衰，隐藏了骚动不安的因素，大革命尚未爆发。探讨伏尔泰、魁奈乃至斯密的思想时，这种骚动不安的社会环境作为背景也必须时刻存于研究者的头脑中。

再来看个人背景。我们不妨接着举李嘉图的例子。李嘉图是个证券掮客，或者叫银行家也可，但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在我们研究的大多数时间段里，既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教授，更不用说匿名评审的学术期刊、终身教职这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有的现代东西。李嘉图２０多岁时就赚到了足够多的钱，业余时间倾心于研究数学和物理学。他在27岁时，很偶然地读到斯密的 《国富论》，这才对经济学产生兴趣，尤其对用经济学阐释现实经济问题有兴趣。而当时与他岁数相仿的、最早的职业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与李嘉图结识之后，两人就开始了通信。马尔萨斯把自己的研究手稿寄给李嘉图，同时也鼓励他整理出版自己的著作。李嘉图虽然对很多现实问题都有研究，但对整理出版非常犹豫。在马尔萨斯的一再鼓励下，李嘉图在45岁时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李嘉图本人与这本书，后来都成为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一环。但李嘉图自始至终都不是什么经济学家，也没有给学生上过什么课，这本经典之作就是一个银行家的业余之作。

所以，只有把这些思想家代入那个时代、那个环境，还原他的基本生活，才可能对他的思想环境有一个基本认识。古典经济学家大多数时候都在针对当时的社会、经济问题发言。也只有理解了他们的环境，才能理解他们所要表达的真实想法。

当然这只是第一步的工作，甚至是我们深入阅读之前的准备工作。研究一个思想家，就像认识一个人。在认识这个人之前，你要对他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之后，就是对他留下的各种著述、材料进行分析。有一点需要牢记，我们现在所能接触到的材料永远匮乏不足。斯密主要留下 《道德情操论》与 《国富论》两部书，并且多次修订，尝试掩盖很多早期的想法。斯密生前还写过修辞学、法学、天文学等许多本书，只是自己都不满意，去世之前付之一炬。我们一般接触的斯密，即使深入研究那两部书，也只是触摸到一个愿意让我们如此认识的斯密，而远非真实的斯密。如何准确理解和认识斯密，这就是有待经济思想研习者开展的具体工作。

经济思想史的主要特点

接着再来探讨一下经济思想史学习和研究的主要特点。学无定法，我尝试着概括几个特点，与读者一同探讨。

第一点，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范畴并未固定。前面已经讨论过，经济思想的研究，从研究的时间、空间、对象等很多方面都有值得反思的空间。古典时期的经济思想，过去有很多讨论，但方法论多有问题，存在的盲点恐怕更多。以古希腊的经济思想研究为例。过去有很多学者认为，经济学的概念，从词根来看，源于与柏拉图同一时代的作家色诺芬的 《家政学》。但是今天古典学已有很大进展，大家对色诺芬的认识也深刻许多，很容易发现 《家政学》与今天的经济学关系不大。与其在色诺芬的书里打转，不如更深入地研究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

在研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候，我们也存在大量认识误区，这两人都没有直接以经济学命名的著作。但读一下亚里士多德最著名的 《尼各马可伦理学》，就可以发现大量今日经济学在探讨的命题，如善、节制、合理等。《尼各马可伦理学》很值得经济思想研究者研读，而过去很多学者认为这不属于经济研究范畴而轻易放过。

又如中世纪这一阶段的研究。过去学界对其命名为 “黑暗的中世纪”，而将其完全忽略。但近年来涌现出大量研究证明，不管是中世纪早期还是晚期，都有丰富的经济思想。经济思想研究者应当重视经院哲学中的经济思想。神学家阿奎那在那个时期复兴了亚里士多德主义，对后来的经济思想具有直接的启发意义。我们在研究斯密及更早学者的经济思想时，要注意他们的思想底色即神学背景，这与经院哲学完全分不开。

第二点，西方经济思想研究与其他历史学科应该有紧密联系，与经济史的关系最为密切。近年来，西方的经济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不断更新我们对各个时期经济问题的认识。经济思想的研究应该在这些更新的经济背景下重新审视原有结论。例如，欧洲经济史的进展最为充分。教科书上说，斯密对于自由贸易的态度较为含混，稍晚一点的李嘉图坚决反对 《谷物法》，支持对粮食的进口，而马尔萨斯则支持 《谷物法》，主张设定粮食进口壁垒。英国在斯密时期，无疑还是一个农业国，一个粮食生产大国。但随着工业进步，农民进城，英国粮食生产逐渐减少，需要粮食进口，这正是发生在李嘉图时期的社会事实。英国从何时起，从粮食过剩转为粮食不足，需要进口的粮食规模又有多少，这些不仅是重要的经济史问题，也应是重要的经济思想史问题。随着现在英国经济史研究的进展，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这些问题，从而更准确地理解李嘉图与马尔萨斯的分歧所在。

再举一例。经济学家在谈论美国19世纪经济思想的时候，都非常犹豫。美国内战之前最重要的经济学家、美国辉格党创立者亨利·克莱与内战之后最重要的经济学家、马克思称为 “北美唯一有创见的经济学家”亨利·凯里这两人的思想都颇有特点，而且极不同于李嘉图、密尔这一系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可称为 “美国学派”。两人的共同特点是主张关税壁垒，保护幼稚产业，对美国南方种植园经济充满同情。1970年代以后，福格尔等经济史家对于美国内战前南方种植园经济高效率的论点开始引起经济学界的关注。时至今日，美国经济史家用各种方法衡量内战之前南北双方的经济效率，观点分为两派，互不服气。但这些研究，给我们研究当时同情南方、主张关税壁垒的主流经济思想，提供了很多重要意见。

第三点，西方经济思想的研究，应该随着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而变化。做经济思想研究的学者，亦不能离开对经济学本身的研究，不论是罗宾斯还是熊彼特，都为我们做出了榜样。熊彼特认为，理论、历史与统计，是经济学家必须掌握的三种工具。而在近年里，经济学在这几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展。

经济学在历史方面的进展，即经济史的意义，前面已经提及。经济学在理论方面亦有很大进展，不仅有大量新兴模型被创建，更重要的是，找到了对很多重要问题、传统问题的新的研究方法。亚里士多德的 《尼各马可伦理学》里提及的一系列重要美德在传统经济学里难以得到解释，以至于罗宾斯希望把经济学与伦理学划清界限，各不往来。但时至今日，经济学发明了一系列研究正义、节制等问题的方法，虽与古典研究方法不同，但问题意识并无差别。所以，研究古典经济思想亦需要关注当前经济学研究的最新进展。

而且，经济思想研究的另一分支，也是现在颇为热门的方向，就是研究晚近的经济思想。从弗里德曼到卢卡斯，再到阿玛蒂亚·森，甚至更晚近的、仍然活跃在国际期刊上的作者，也已成为经济思想的研究对象。例如，一些最新出版的宏观经济思想研究专著，就研究 “卢卡斯之后的宏观经济思想”，一直写到现在热门的DSGE模型。这都是非常好的研究工作。

笔者主张思想史学者必须紧跟学术前沿，这样才能认识学术发展趋势。但也必须指出，这种研究比较危险，如同当代史是历史研究中最困难的部分一样，历史学者一般主张与研究对象拉开一段距离，隔代修史正是出于这个目的。不妨举个让笔者记忆犹新的例子。2000年前后，所谓 “千禧年”，人人都觉得这是个重要的新时代。当时 《美国经济评论》等杂志也以这个由头，约了一批稿件，请各个领域最出色的学者，畅想一下自己这个领域在新千年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赫克曼等很多著名学者都应邀写稿。过了几年，回过头去看当时那批文章，可以发现几乎全都预测错了。他们当时预言的发展方向，没过几年就被人抛弃，反而是一些当时并不引人瞩目的领域如实验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迅速成长起来，成为今天最受欢迎的研究方向。当然笔者并不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并不能很有效地判断这些领域是否真正遭遇难以克服的困难。但有一点很确定，即使是各个领域的权威，对这些领域的发展判断也未必准确，学术研究的范式和风潮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难以预料。因此当代思想史的研究总是比较困难。

但这个领域的研究仍然很有价值。在当今时代，弗里德曼、贝克尔等曾经时髦的学者，都很少在论文中被引用了。论文一般都引用最近十至二十年的论文，如果引更早的文献，也许会被认为不了解当前的学术进展。这样一来，1950-1990年的经济研究就已脱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进入经济思想的研究范畴。三十年前的经济学已与今天的经济学极不相同，对于有历史感的同学而言，读来一定别有感受。

第四点，西方经济思想的研究应该随着历史材料、历史方法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大量新材料涌现，出乎我们的意料。或者说，很多材料原本就存在那里，只是由于过去我们研究方法的匮乏，无法利用这些材料而已。

今天，有很多手稿、档案已经电子化，研究者得以有机会通过直接研究档案推动经济思想研究。这些工作可能对于做具体历史研究的人更重要，但对经济思想研究也不无启发。今天交通成本极大降低，使得全世界的研究者都可能去欧洲、美国、日本等各个地方，去查看相应的材料。奥地利学派创始人门格尔晚年把自己的藏书可能还包括手稿，全都卖掉，卖给日本的一桥大学。所以如今要深入研究门格尔思想，就一定要去日本。现在日本的奥地利学派研究非常活跃，可以与欧洲相抗衡。同样道理，如果要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济思想，如萨缪尔森、弗里德曼、加尔布雷斯的经济思想，那一定要去美国。现在真正研究当代美国经济思想的学者还比较少，还有大量的工作有待开展。同时，历史研究中也有大量的新方法。除了经济史中普遍采用的量化方法之外，还有很多质性研究的方法，归类，比较，地理学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语言文字分析等，材料越丰富，可以研究的空间也就越大，需要我们掌握各种新工具，把它们引入传统的经济思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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