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课程 | 苏慧君（Huei-chun Su）：我读林钟雄的经济思想史（下）

苏慧君（Huei-chun Su）

文本来源：《台湾民报》【林钟雄经济专栏】

教材专辑 | 林钟雄：西洋经济思想史

思想史课程 |  苏慧君（Huei-chun Su）：我读林钟雄的经济思想史（上）

Su H. Economic justice and liberty: The social philosophy in John Stuart Mill’s utilitarianism[M]. Routledge, 2013.

我读林钟雄的经济思想史（下）

林钟雄老师的《西洋经济思想史》与我

一本阐述经济知识的书籍如果在开启视野之外还能开启心灵，那么，即使是一本教科书也能成为一本感动人心的经典之作。

我曾在一篇网络文章以及一篇学术论文中读到两位作者分别提及在他们求知的道路上曾经如何受到林钟雄老师著作的启发，并且被其文句中的精神所感动。这两位作者都不是经济学家，而他们却分别读着林钟雄老师的《经济学》和《台湾经济经验一百年》。他们的故事在我读来感受特别深刻，因为我自己也曾因林钟雄老师的著作与精神而受到启发与感动。

《台湾经济经验一百年》日译版本

林钟雄老师在其《经济学》一书的扉页上节录了《爱丽丝梦游奇境》中爱丽丝亟欲进入小门后那座美丽花园却不得其门而入的那段情节作为该书的开场。这段引言甚是巧妙。林钟雄老师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之于我，就像那瓶能让爱丽丝缩小的药水之于爱丽丝。但和爱丽丝不同的是，在我喝下那瓶药水之前，那道通向花园的小门是紧闭着的。

我在大学和硕士班阶段都未上过经济思想史的课程。和一般经济系的学生相较，我算是很晚才开始接触经济思想史。

我大学时就读于政治大学财政学系。在我大三那一年，台湾在一片的纷扰与争议中开办全民健保。当年政大财政学系有多位老师都参与了全民健保制度的财务规划。当时的我希望自己能看懂对社会福利制度的诸多争议，也希望自己未来可以有能力像老师们一样在国家重大的财经政策上有所建言，因此我毫不犹豫地选择报考政大财政研究所。

然而，就在硕士班阶段，我遭遇到了求学生涯里最严重的挫折。当时财政系大学部的课程大致上还承袭早期张则尧教授时代经济、会计与法律三者并重的财税系课纲，但研究所的课程则已转向将财政学等同于公共经济学，亦即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因而只着重经济学课程的训练。将财政学视为经济学的分支本身并没有错，问题在于我们所说的经济学究竟是什么。当代西方学术界流行的公共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主流经济学的影响。在方法上，大量使用抽象的数理模型;在内容上，则认定政府系因市场失灵而存在，背后的假设其实是新古典经济学市场至上的意识型态。我一直以为分配是社会福利制度和财政问题的核心，于是驽钝的我一直没有办法弄懂课堂上学到的一堆数学跟我想学习的分配问题有什么关系。不相信现实社会中的财政问题可以用数学模型就得解的我，时常觉得自己更像是在唸数学系而不是财政学系。

政大财政学系的硕士生多在一年级下学期选择论文题目，你是做理论还是跑实证成了那段期间同学们之间最常见的问候语。有好一段时间我无法回答同学们的问题，因为当时的我想研究关于社会福利与分配的问题，但不论是理论的数学模型或实证的计量模型都无法回答我心中对这个议题的诸多疑问。那时的我茫然无措。偶然间透过同校友人的推荐，我开始阅读林钟雄老师的《西洋经济思想史》，这为在无知的黑暗中徬徨摸索的我开启了一扇窗，让我得以全新的视野认识经济学、以及我想研究的分配问题在经济思想史上的角色。

财政学本质上是政治经济学，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约翰弥尔的著作中都对政府在经济领域应扮演的角色有深刻的哲学探讨。说来惭愧，就读财政学系的我却是一直到硕士班阶段、经由法律系友人的推荐才开始认识到经济思想史与林钟雄老师的《西洋经济思想史》一书对我主修的知识领域之重要性。值得一提的是，友人对该书的接触是因为其硕士论文指导教授颜厥安老师要求其在思考正义理论的分配问题时，不可忽视经济思想家对于分配问题所累积的讨论与研究，并要求其应阅读林钟雄老师的《西洋经济思想史》。林钟雄老师在其《经济学》一书的扉页把该书献给「因关心社会而意欲学习经济学的朋友」，其实不只是《经济学》，在我看来，他的每一本书都是为关心这个社会而意欲学习之人写的，也因为如此，当今日有愈来愈多学经济之人不再对林钟雄这个名字感到熟悉时，仍有不少关心台湾社会的人愿意用心阅读林钟雄老师的著作，并从中得到启发。

两面之缘

我有幸与林钟雄老师有两面之缘，那两次的互动虽然短暂，但却对我以研究经济思想史为志业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并在往后研究经济思想史的道路上一直带给我莫大的勇气坚持下去。

第一次见到林钟雄老师是在我的硕士论文口试。我的指导教授陈听安老师宽容大度，除了接纳我以经济思想史为硕士论文主题，在我撰写论文期间始终耐心对我循循善诱，但当论文完成之际，却发愁该找谁当论文口试委员。当时对经济与财政思想史有深厚修养的张则尧教授年事已高，早已自政大财政系退休。专长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也是林钟雄老师经济思想研究启蒙者的台大张汉裕教授亦不幸于前一年过世。恩师除了择定以政治经济学见长、当时任教于台北大学财政学系的黄世鑫教授外，就经济思想史领域而言，林钟雄老师肯定是口试委员的不二人选，但对于时任玉山银行董事长的林钟雄老师是否会接受这个口试邀请并无把握。而结果是，林钟雄老师不但答应，还答应得爽快。以林钟雄老师当时在金融实务与学术界的身分地位而言是何等尊荣与忙碌，老师亦与我素昧平生，却愿意接受这个口试请求，若不是对这个知识领域存有何等期待与提携后进之心，其实大可以直接请秘书回绝。单凭此点，我迄今仍对林钟雄老师充满敬佩与感激。

口试那天林钟雄老师很早就到系上，我看到他的第一眼是他下车后走向政大季陶楼的背影。在见到林钟雄老师之前，我从未揣想过老师的模样。但第一次见到他不高的身影时，仍有一种意外之感，或许是因为林钟雄老师在我心中从来都是个知识与心灵的巨人吧！不起眼的外表如同他一生低调的行事风格，但却在我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象。林钟雄老师对我的影响不仅止于他的学术著作，从他身上我认识到，唯有淡泊名利如林师，才能甘于选择沉潜、忍受孤寂，才能数十年如一日地在被遗忘的经济思想史领域里默默耕耘，才能超越世俗的眼光认真做自己。

第二次见到林钟雄老师是在玉山银行的董事长办公室。会到林师办公室叨扰他的原因回想起来真是个美丽的错误。当年硕士论文口试时，学生们都会事先把口试委员名单准备好，一旦口试过关就请委员们签名。那道签名手续象征着顺利结束硕士生涯，因此通常被学生们视为口试当天最重要的一件事。但口试结束时我却完全忘了要请老师们签名。因为当林钟雄老师宣布口试结果的那一刻我实在是太兴奋了。一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林钟雄老师如何用略带着幽默的语气宣布结果。他说：「我给你的论文九十五分，其他两位老师给你九十分，平均结果是九十一分，有两分浪费掉了。（虽然这是一篇纪念林钟雄老师的文章，但行文至此，往事历历在目。忆及犹为学术生涯初生之犊时的过往种种，仍忍不住要再次感谢当年三位硕士论文口试委员的肯定与鼓励。三位老师对知识的热爱、对台湾社会的关怀以及以学者身份所尽言责，一直是引领我持续投入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并努力学习的标竿。）」九十五分，在那个时候是一个罕见的高分，而这个分数来自于我挑灯夜读其经典著作的作者、也是我心目中台湾最重要的经济思想史学家。虽然我感受到这个分数似乎带着鼓励的性质居多，惊喜与雀跃之情仍让我当下兴奋不已、乃至于忘了请老师们签名……。

在偌大的董事长办公室中，忙碌的林钟雄老师在签完名之后仍不忘赞许我的论文，并鼓励我继续研读经济思想史。简短的几句勉励与期许之言却蕴含无比的能量，至今都还温暖着我、鼓舞着我。

经济自由的真谛

我的硕士论文以社会福利与分配正义为题，写的是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弥尔（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的社会福利思想。由于林钟雄老师的著作中对弥尔的论述并不多，因此林钟雄老师对我硕士论文的影响主要在方法上与视野上。近日再次细读林钟雄老师的著作，我才注意到弥尔和林钟雄老师两人之间的某些相似处，那是我在撰写硕士论文时未能看透的。我猜想，在评阅我的论文时，林钟雄老师或许也从弥尔身上看到了他自己。

弥尔是一个坚实的自由主义者，他的《论自由》一书是政治哲学领域中的经典之作，至今仍被广泛地阅读及传颂着。而在经济学领域，他则承袭自亚当斯密以来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的传统。然而，在面对随着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与痛苦时，作为古典学派集大成的弥尔不得不在其经济体系中对其所承袭的自由放任思想进行修正。他因而鼓吹普及教育并应由政府提供财源、他主张立法缩短工时、他支持工人组成工会并认为法律应认可此权利。他由最初全然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到后来转而认为有限度的社会主义才是人类社会的远景。为此他被视为是自由主义的叛徒。

林钟雄老师在其《米塞斯》一书的自序中提到，他原本计划将米塞斯、哈叶克和弗利德曼三人的专书同时出版，将该书提前付梓的原因之一是，在其陆续刊行《凯因斯》、《熊彼德》及《盖布烈斯》之后，不少友人都怪他选样有所偏悖。林钟雄老师友人的建议必然是出于善意，或是为了担心不了解其自由思想的读者们对他的理念产生误解，或者是担心台湾会因主张政府干预的言论走回头路，而对得来不易的自由产生威胁。林钟雄老师内心存有矛盾是可以想见的，但就其性格而言，真正的压力应该不是来自外人的眼光，而是来自当他所崇尚的经济自由主义与社会经济实情无法融合时内心出现的拉扯。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极权主义在欧洲国家的兴起剥夺了无数人的自由，而二次大战后福利国家在西方世界的诞生与壮大则引起人们对中央政府集权、威胁个人自由的恐惧。米塞斯与哈叶克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发展出他们的经济自由主义。林钟雄老师饱读群书，他很早便开始接触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学说，其大学学士论文甚至是以米塞斯的经济自由主义为题。对于甚早便受到西方自由民主思潮启蒙的他来说，独裁专制体制对人民自由的箝制必然是不可忍受的。在米塞斯与哈叶克的理论中，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是密不可分的，当我们为了公平正义的梦想把经济活动交由政府集中控管，我们便同时失去了政治上的自由。或许是受到米塞斯与哈叶克此一观点的影响，林钟雄老师除了在政治上支持民主化运动之外，更是务实地在经济体制上透过去除不当的政府管制、使市场的价格机制能发挥应有的功能，期以经济自由化引导政治自由化。

然而就在台湾经济现代化、自由化，带来了经济起飞与速迅成长后，社会经济问题并没有就此消失，只是由早年的物质极度匮乏转向通货膨胀、公共财不足及贫富差距加深等富裕社会中常见的问题。早在1970年代，林钟雄老师受到盖布烈斯《富裕社会》一书的启发，便已意识到台湾在迈向富裕社会之际将可能面对的诸种社会不平衡问题，并加以思索解决之道。尽管信仰经济自由主义，但林钟雄老师并不死守米塞斯或哈叶克所倡导的自由放任主张，而是在放任与管制之间力求平衡，以求人民福祉的改善。

林钟雄老师对于米塞斯一生坚守自由信念、不为利益背离信仰的崇敬是毫无疑问的。但在他晚年出版《米塞斯》一书时，对于米塞斯所坚持的经济自由主义能否胜任新时代的挑战却是有所保留。面对数十年来国际经济大环境的变动，他毫不掩饰地说出了他心中的疑惑：「米塞斯所主张的经济自由主义是否仍是最佳的选择？」。林钟雄老师信仰自由，但当实情挑战信仰时，他不做意识型态的奴隶，而是用良知真诚地面对他所处时代的问题，以寻求解决之道。要做这样的转变对一个长期信奉经济自由主义者来说并不是件易事。

但无论是弥尔或林钟雄老师都未曾背弃他们对自由价值的信仰。

自许为古典自由主义信奉者的经济学家哈叶克曾直指弥尔效益主义哲学中的社会正义概念必须为在二十世纪里威胁个人自由的社会主义思想负极大的责任。其实弥尔从未主张我们必须为社会正义而牺牲个人自由，正确来说，他的主张是：个人自由因社会正义而巩固。弥尔的分配正义概念的核心在于对个人基本生存的保障。当基本生存条件不能满足时，在市场中所谓选择的自由只是虚假的自由。因此为了让每个人都拥有真正的自由，我们必须建立一个能够保障基本生存条件的经济体制。

将自由与管制相对立经常过于简化了经济自由的问题，或者说它其实是一个假议题。将自由等同于放任、并与管制对立是市场教义派在当代论述中经常用的技俩，这迫使我们必须在自由与管制之间进行抉择。但放任市场自行运作的最后结果，是经济权力的集中与随之而来的政治权力的集中，是少数人拥有恃其财富而为所欲为的自由，是多数人没有向少得可怜的薪水说不的自由。没有人会否定自由的价值，但真正的难题在于，当不同的自由相冲突时，我们该如何决定哪一个自由比较重要、谁的自由要被牺牲。因此，管制市场并不等同于限制自由，真正合理的管制必当是为保障众人的自由。唯有当政府如此行动以及法律如此制定，政府才是公平的、法律才是正义的。

很多情形下，谁的自由或哪一种自由比较重要是不容易有论断的。但在经济自由的范畴中，免于匮乏的自由可以说是最基本的自由，因为当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不能满足时，人的经济行为几乎不可能是出自于自由的选择。因此，放任市场自行运作绝非经济自由的同义词，唯有当政府适时的干预保障了每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我们才能享有真正的自由。诚如弥尔所言：「在维持生存的条件受到保障后，在人类的个人欲望中最有力的是自由」。这或许也是期望透过经济学改善贫穷问题的林钟雄老师何以相信经济学可以为人类带来更多自由的原因吧！

林钟雄老师的著作中直接以贫穷或分配问题为题而进行申论者并不多，这可能会使许多人忽略了他对这两个议题的关注。他曾明白地指出：「在经济生活上，最重要的社会问题是所得分配与贫穷问题」，而他关注的贫穷问题除了绝对贫穷还包含相对贫穷，因为一个社会即使在经济发展、摆脱绝对贫穷后，仍然会面对相对贫穷的问题。因此，尽管他甚少撰文直接处理贫穷与分配的问题，他对这两个议题的关注常散见于其著作中，这也使得他在对凯因斯等经济学家的思想进行分析时能有其独到的见解。例如，他指出，绝大部分的经济学家在探讨凯因斯的经济思想时都忽略了凯因斯对财富及所得分配不公平问题的重视，从而仅围绕着充分就业及经济成长来理解凯因斯的理论。就以经济学家们在辩论凯因斯是否曾主张动用货币政策来说，很少有学者注意到凯因斯其实是一个反通货膨胀论者，而其反对通货膨胀的理由正是「所得及财富分配的不公平效果」。

其实几乎所有经济制度与政策都以某种方式规制着分配关系，在现代的货币经济体制中，尤其不能忽略与货币及金融相关的政策之分配效果。例如，央行为着不同的经济或金融目标而采行各种货币政策时都各会有其分配效果。又如，在面对房地产价格飚涨或者房市泡沫化的现象时，政府以及央行不论采取何种对策（包括不干涉或不行动也是一种对策）也都必然有其分配效果。这也是何以林钟雄老师所关注的分配问题不仅只是产出所得如何以工资、利润等形态在不同的生产要素之间分配，也不仅只是所得的重分配，而是更广义的、伴随着各种政策的采行（或者不采行）所产生的分配问题。就在《廿一世纪资本论》一书引发全球对分配议题的热烈讨论，而该热潮亦随着该书作者法国经济学家皮凯提（Thomas Piketty）来访而席卷台湾之际，再次读着林钟雄老师的著作，格外感触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