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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万人只有通过那种伤害身体、使道德和智力畸形发展的紧张劳动，才能挣钱勉强养活自己，而且他们甚至不得不把找到这样一种工作的不幸看做是一种幸运。
舒尔茨《生产运动》
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马克思《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他们把它叫作螺丝 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 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 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 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 我再咽不下了 许立志《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贝克莱之刃
或许是为了维护教会的权威，或许是基于其彻底的感觉至上的经验论，在《牛顿力学批判》和《论运动》中，贝克莱主教曾经巧妙地解构和否认牛顿物理学的本质主义信仰：时空、力和运动，都是物理学家的数学假说，它们与这个世界最深处的神圣本质无关，而后者恰恰是上帝所规定的。这些数学假说似乎在操作着一套与本质世界隔离的现象系统，它们在现象背后建立了一个虚构的数学世界，而科学家的解释也并非一种洞察事物本性的解释，更多意义在于实践性的预测。
在《猜想与反驳》中，波普尔说，“贝克莱之刃比奥卡姆的剃刀更锋利”。贝克莱如此阐释自然科学，从而为神学与科学划界：他把自然科学中追问世界根源的本质主义要素切割掉，而保留其预测性的、指导现实实践的工具主义成分。与其说贝克莱是一个拒绝任何现代科学结果的保守派，不如说是一个在通过“划界”来维护思想世界稳定性的调停者：上帝的归上帝，牛顿的归牛顿，两者并行不悖。
从它的工程和应用价值来说，工具主义是相当成功的。在物理学的指导下，人类可以制造出精妙的仪器，利用它们我们可以克服自身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有限性。然而，“一切科学，即使始于对本质问题的追问，在其进展中终究难免成为工具性的”，贝克莱的批评似乎成为一种诅咒：在古典基督教维系的权力瓦解后，对物理世界的终极解释的追问似乎从来没有尽头，我们在工具性的结果上却收获颇丰。从牛顿、爱因斯坦到海森堡的物理学史，陷入一条“猜想-反驳-猜想”的否定链条。
而哲学家们很早便隐隐预感到，贝克莱的诅咒似乎是确切的，我们的思想仿佛被先天地规定了一条不可逾越的边界。灵魂——定言判断的无条件者、宇宙——假言判断的无条件者、上帝——选言判断的无条件者，康德用一套知性范畴表，先验地列出了三个不可解的形而上学问题，称作纯粹理性的三种“玄想推理”：
正好有这么多种类的理性推理，其中的每一个都通过上溯推理推进到无条件者：一种推进到本身不再是谓词的主体，另一种推进到不再以别的东西为前提条件的前提条件，第三种推进到划分的各环节的一个集合体，对这些环节来说，为完成一个概念的划分不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了。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对本质的追问先是被康德搁置为悬设，然后被逻辑实证主义者彻底地切割出哲学的根本任务。如今，实证主义席卷几乎一切人文学科，在其发展的现代阶段，经济学和政治学被称为“经济科学”“政治科学”。但为人文学科冠以“科学”的称号，并不能为它增添什么荣耀和光彩。对根本问题的追问的偏离，沦为器物和工具的倾向——贝克莱对科学的诅咒同样在人文学科的范畴内生效了。
当今自然科学的本质主义的欠缺，并不会影响人类的基本生活，但人文科学天然肩负有面对人的问题、在伦理上规范和协调人的生活方式的使命。人的世界的问题比物质世界的问题要现实得多，毕竟，就对普通人而言，失业与通货膨胀、效率与公平的辩论，比遥远的宇宙起源的问题更为切肤些。
价值问题
经济学的第一个形而上学问题是：价值的源泉是什么？对这个问题，数百年来的经济学家的回答先后是货币、劳动和效用。对应地，现代经济理论形成的过程，大致经历了重商主义（16-18世纪）、以劳动价值论为核心的古典经济学（18-19世纪）、边际主义革命（1870s）开启的新古典经济学（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三个阶段。
说价值问题是经济学的第一个形而上学问题，是因为抽象的价值是可观测的价格背后的物自体，价值与价格在经济学中的关系和地位，正如力和运动在物理学中的关系和地位。研究对象的分歧也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范式的分野所在：对价值的研究（古典经济学）可以归为本质主义的，而以价格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新古典主义）基本可以被归类为工具主义的。
重商主义者认为，价值来源于货币的积累，因而保持贸易顺差是一个国家的根本经济目标。由斯密提出了理论雏形，在马克思这里得到发展和成熟的劳动价值论带来了第一次转变，也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诞生。
唯物主义是劳动价值论的根本逻辑基础。作为物质世界的自然界的运动、生成和循环，这个封闭体系从来不会形成新的价值；因此，价值增加的部分必定来自人的劳动，后者是以人的力量改造自然世界的进程。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而劳动价值论通过剥离仅凭自然要素自身的“价值创造”假象，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地租和自然资源垄断的本质——它们是劳动参与生产的条件，而非价值源泉本身。
在《资本论》的开头，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论断：“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是货币天然是金银”。马克思认为，重商主义者关于价值源泉的观点的错误在于，货币价值并非天赋，而是人赋。圈地运动结束了田园牧歌的生活，资本主义的开端是一种“先剥夺、后赋予”的暴力：剥夺的是原初状态下的自由劳动——为自己的劳动和生产，而赋予的是奴役——被迫的、为资本家的劳动。
所谓被迫的劳动，是指一无所有的劳动者首先要再生产他自身，维持他自身的生存。这里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totality）。（而共产主义的理想正是“以总体性对抗总体性”。）当我们处于一个资本主义生产社会中时，价值的投入和产出形成这样的闭环，即劳动者自身维持生存的必需条件也是劳动的产品。一无所有的劳动者需要首先再生产自己的生存条件，额外的部分提供给资本家。我们将会看到，新古典主义正是通过取消掉这个一无所有的劳动者的设定来模糊这些矛盾的。
正是这额外的部分构成了价值的真正源泉，马克思对价值问题的回答就是剩余价值理论。商品的价值就是“凝结于其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而商品的价格取决于“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在应对价值问题的背后，他同时在回答人的问题，包括“当今时代人类的生存状况”，关于后者的理论是更为不朽的。让我们来看他在《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异化劳动。异化这一概念来自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对宗教的狂热信徒来说，他们膜拜神明的时候就失去了自己，把自我倾注于一个对立于自我的抽象神明中。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是真实的神明，它能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莎士比亚）。
所谓异化劳动是指，劳动创造一个物的对象，劳动者在进行劳动的时候，他把自己的时间、也仿佛把自己的生命注入到这个对象中去了，因而马克思会说“物的世界的增值就是人的世界的贬值”。异化、外化、物化，在马克思这里基本是可替换的用法：
是劳动生产和创造了人类世界，而不是资本。但前者只配佩戴枷锁，而后者被奉为神明。货币、资本、私有财产，就其本性而言，完全是劳动产生的剩余价值的积累。资本在周转和循环中积累劳动的剩余，它总想要得更多，否定之否定，这是一个黑色的辩证法：物性的高扬建立在人性的贬低之上，创造价值的同时同时生产贫困。马克思预言这样的社会一定会解体，其终点同时是物的荒漠和人的废墟。
而在社会的增长状态中，工人的毁灭和贫困化是他的劳动的产物和他生产的财富的产物。就是说，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 马克思《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
劳动力的生命长短，是资本所不过问的。它所关心的，只是在一劳动日内，使劳动力得到最大限度的消耗。要达到这个目的，它的方法是缩短劳动力的生存期间，像贪得无厌的农民，因要增加收获，竟滥肆劫夺土地的丰度一样。 马克思《资本论》
资本主义生产，在本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吸收。由劳动日的延长，这个生产方法，不仅剥夺了人类劳动力在道德方面、生理方面正常发展和正常活动的条件，从而使人类劳动力萎缩。它还促使了劳动力自身的消耗与死亡。它缩短劳动者的生存期间，以便在一定期限内，延长劳动者的生产时间。 马克思《资本论》
回到开端（原始积累）、回到总体（剩余价值理论）、回到人（异化劳动），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三个理论向度，也是他的三个宝贵的思想遗产。劳动价值论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只在经济思想史上存在了短暂的一瞬，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它的完全阶段，一个消费者的社会到来了，这个消费者时代同时塑造了新的经济学范式——新古典经济学。
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三个批判
物理学研究的客观世界在其本性上是不变的，但社会观念是一个变动的过程，而社会理论是它时代精神的反映。斯密和马克思的关注点在生产问题，那是一个生产决定消费和分配的年代，但生产力的增长如此之迅速，随着后工业革命时代的到来，消费者社会取代了生产者社会，这种变革在经济思想史中的反映就是以马歇尔、瓦尔拉斯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
“试图解释本质的理论在发展中成为工具”，贝克莱的诅咒在这里得到彰显。经济学的工具主义萌芽可以追溯到边际革命，它标志着经济学研究彻底地抛弃劳动价值论而转向效用价值论，以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分析的数学为根本方法。效用价值论把关注点从客观价值转向主观价值，将价值源泉从生产端的劳动转向消费端的效用。
当然，正如第一节所表明的，我们并没有完全否认工具主义的现实功效，本质主义和工具主义背后是价值与效用的权衡。考虑到这一点后，关于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我们要提出下面三个批评。
第一重批评：观念世界的构造方式不同于实在世界的构造方式
实证革命以来，可证伪性几乎成为科学性的代名词。一切学科要以自然科学为典范，于是诸如经济科学、政治科学这样的名词被创造出来，即使它们在内涵上是自我矛盾的——可证伪性只是科学性的必要条件，并不一定是充分的。正如波普尔指出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们的观念，而不是实在的物理对象。观念是不可以被精确测量的，作为其反应，在现实中我们只能观察它的代理变量。
实证主义的核心观点是，一个理论是好的，当且仅当它是可以被检验和证伪的。经济学家无法设计严格控制变量的对照实验，当然，这在伦理上也不被允许。严格意义上的可证伪性进而变成更弱的，在计算机上可运算的计量经济学问题。当可计算性成为一个重要标准，经济学家一直在走一条技巧上勤奋、但思想上偷懒的道路。
第二重批评：理想的初始状态回避真正的开端问题
和牛顿遇到的困境一样，数学能解释事物的生成和变动，但不能解释因果链条的第一因。经济学家为了计算的方便，每个市场参与者都被在一个“开端时间”上分配禀赋，随后用一套运算表明，经过充分的公平的自由交易，这个市场机制是有效率的（在帕累托最优意义上）。公平同时就是效率，这被称作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the first theorem of welfare economics）。因此，排除交易摩擦，任何人的所得来自于他的禀赋，市场交易机制公正地确保了这一点，所以我们观察到的任何后天的收入差异必定来自穷人的懒惰了。
然而没有人追问这个交易游戏最初禀赋的来源，这个世界上为何人人生而不平等？如果马克思在这样的年代思考和写作，他恐怕会说：但立场比方法更重要。
第三重批评：均质化假设回避权力不对等的事实
新古典主义回避了真实的开端，借助数学工具并不能使整个理论更公正、更科学。一般均衡分析以一种严格的数学形式来进行推理，但它建立在一个缺乏坚实现实基础的初始假设之上，即权力的初始分配，也就是“原初契约”。
真实的契约应该是浮士德式的：劳动的所有者和资本的所有者是两个鲜明区别的阶级，他们约定，劳动者出卖劳动力，而资本家可以不断地获得利息回报。
但新古典经济学把劳动和资本作为两种地位几乎相等的生产要素来考量。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个两部门（家庭和企业）、两要素（劳动和资本）、不考虑世界贸易分工（称为封闭的）的动态决策模型。
在企业端，两者以相同的地位被放到如柯布-道格拉斯这样具有良好数学性质的“生产函数”里，企业的生产最优性条件——利润最大化，决定了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的需求。在家庭端，劳动者权衡工作与闲暇，闲暇和消费带来效用，资本的积累（投资）给家庭带来回报，家庭的最优性条件——效用最大化，决定了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的供给。
最后，联立供给和需求，市场出清，劳动的价格——工资，资本的价格——利率，被如此决定了。而由于市场机制是公平的，因此这一安排是合理的。根据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这一分配同时是帕累托最优的。我们既实现了公平，也实现了效率。
我们看到，新古典经济学的童话故事里，家庭里的经济人拥有正当的市场权力。家庭为企业提供劳动，同时也提供资本，因为家庭里的经济人既是企业的员工，也是企业的所有者。如果这个市场的价格是不合理的，家庭里的经济人完全可以通过调整投资和消费决策来影响劳动力和资本的价格。
新古典经济学正是用这样均质的概念——一个既拥有资本也提供劳动的经济人，来削弱乃至消解剥削者-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关于资本家与劳动者的二元划分在这里变得模糊了。剥削成为一件荒谬的事，如果有剥削的话，作为资本所有者的家庭是在间接地“自己剥削自己”。
然而事实是，绝大多数家庭不拥有任何企业的资本，他们仅仅提供劳动；另一部分家庭拥有大量资本，而（几乎）不劳动。让我们对前面的模型做出修正，现在，企业的最优化问题不变，但存在两类家庭，分别是劳动者家庭——提供劳动，只消费而不掌握资本的家庭，和资本家家庭——提供资本但不劳动的家庭。由于劳动者无法投资，他们不能享受资本积累带来的收益，其决策问题变成一个静态问题。
资本家独占机器、土地、股权等生产资料，资本可以随时间积累，而劳动者仅能出卖劳动力，而由于劳动所得是劳动者家庭的全部收入，劳动力供给L实际上是固定的，完全由劳动者的闲暇偏好和可支配时间外生决定。
工资无法影响劳动力的均衡，这是一个缺乏效率的市场。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许诺给我们，经济自由是真正的自由，它默认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那就是通过消费，每个人都能短暂的地体验到成为上帝的幻觉。它通过宣传消费活动的快感来掩盖生产活动的苦难。它忽略每个人自生来便存在的巨大的财富差异和权力差异，这种差异几乎已经成为烙印和鸿沟；它不解释也不回应，为什么商品的充裕没有带来人真正的健康和自由，为生活所迫的过度劳动在今天仍然是一件常见的事情，人的尊严仍然要屈服于资本的权威？
2025/04/26，于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