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文库 | 向祖文：苏联经济思想史——从列宁、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

上世纪，苏联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中流砥柱，并在战后成为世界的两极之一，而后又以极快的速度衰落下去，落得个红旗落地、分裂解体的下场。其兴也勃焉，苏联一定做对了一些事情；其亡也忽焉，它也一定做错了一些事情。经济发展是整个国家发展的基础和中心问题，因此对苏联经济进行研究十分重要。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人们的社会意识在受到社会存在的决定作用的同时，也具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并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所谓独立性，就是各种思想观点在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独特的加工过程，并在一代一代人之间的传授中走出了自己的发展路径。这对我们的启发是，研究一个领域时不仅要看它涉及的物质发展过程，同时也要考察与它相关的思想史。从物质到思想虽然是正确的过程，但它只走完了路程的一半，必须再从思想回到物质，那时我们才能说对这个事物的发展过程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因此，我们想要研究苏联经济，就必须研究它的经济思想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向祖文先生的《苏联经济思想史》为我们了解苏联经济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材料。这本书的主线是研究自十月革命以来苏联经济思想发展和演变的轨迹，再现各个时期苏联领导人物和普通经济学家具体而又系统的经济思想。全书分为三个部分，介绍了不同时期苏联重要领导人和经济学家的政策主张和学术观点：首先是奠基时期——主要研究列宁晚年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经济思想。其次是探索时期——旨在描述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前半期苏联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曲折中前进，这一部分可以看作苏联经济理论的古典时期。最后是变革时期——研究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经济理论的变革，这一部分可以说是苏联经济理论发展的现代时期。

作者详细介绍了二十位领导人和经济学家的思想理论，这可让我在写读后感的时候犯难了——通读一遍已经颇为困难，要我用一篇文章来对他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因此我不打算复述他们完整的思想体系，而是选择对每位人物的一两个重要观点进行介绍。

这本书在开篇就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政治经济学？今天的人们会觉得有点莫名其妙——社会主义社会当然有政治经济学了，而且政治经济学和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的区别不正是马克思所强调的吗？事情还真没这么简单。二十世纪初的共产党人普遍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流通，而社会主义社会将实行彻底的公有制，消灭一切商品和货币，因此那时也就不存在政治经济学了。这种激进的想法很快受到了现实的纠正，苏维埃俄国和苏联在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迫使布尔什维克们重新思考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政治经济学。他们先是提出了“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进行探索，顾名思义，狭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本资源社会，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就包括了社会主义社会。思维定式被打破之后，苏联政治经济学逐步走上了正轨，渐渐地人们也不去提什么狭义广义了，“政治经济学”的含义终于完善。

列宁

列宁奠定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这些基础包括，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关于在全国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的理论，关于合作化的理论，关于过渡时期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等。同时，他也奠定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比如对立和统一的辩证法，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辩证法，书本原则与实践效果的辩证法，对内搞活与对外开放的辩证法，前进与后退、直接与间接、革命与改良的辩证法等。

为了应对国内外的战争威胁，苏维埃俄国采取了以余粮收集制为主要特征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取得了国内和平，让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站稳了脚跟。1921年春，苏联开始用粮食税制代替余粮收集制，恢复商品货币关系，这就是列宁的新积极政策。可以说，新经济政策是列宁经济思想最核心的东西，它标志着列宁开始走一条符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列宁精辟地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工农联盟。没学过相关理论的人可能很难理解这个论断有多么高屋建瓴，而对于我来说，当看到自己背诵的教科书上的几百上千字被列宁用“工农联盟”四个字总结出来的时候，我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工人阶级是先进的领导力量，农民阶级是强大的主力军。我想起金一南教授所说的：“中国革命是从最发达的城市获得最先进的思想，然后在最落后的农村获得最勇敢的战士。”经济领域同样是如此，城市的工业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农村的农业则是支撑这种先进生产力的地基。列宁十分重视农民的利益，他晚年探索的合作化理论充分体现了农业支撑工业、工业反哺农业的思想。与后来苏联走上的道路相比，这种对农民的尊重使我十分感动。

布哈林

我们对布哈林的印象可能更多来自他创立、领导共产国际的巨大贡献以及苏联党内斗争的一些“红墙秘闻”，但我们更要看到这位杰出的领导人在苏联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以及他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布哈林捍卫发展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代表作有《共产主义者纲领》、《共产主义ABC》等。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民族类型理论，指出不同民族和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必然各不相同，必须渐进，不能急于求成。他强调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将存在于社会主义全过程，而不仅仅是“不成熟”的体现。

列宁去世后，布哈林反对托洛茨基派的“超工业化”，拒绝那种牺牲农民利益集中供养工业的做法。和列宁一样，布哈林高度重视工农、城乡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转轨模式的设计，主张国民经济平衡发展，以工业改造农业。在这场斗争中，斯大林支持了布哈林，他说：“我们支持，并永远支持布哈林”。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之后，苏联取得巨大建设成果的同时各种矛盾更加尖锐，布哈林依然坚定地反对对农民的“军事封建剥削”，而这一次，斯大林撤销了布哈林的职务，最后处决了他。

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是不断革命论，代表作有《不断革命论》、《新方针》、《十月的教训》等。他的“不断革命”论是由“互相联系的三个思想”构成的，分别是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的革命的“不断性”、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和国际革命的“不断性”。虽然马克思恩格斯也提出过“不断革命”的思想，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违背马克思不断革命思想的本意的，也是脱离俄国革命实际的，它一经提出就遭到列宁的批评。这种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批评他忽视农民的利益和要求，贬低农民的革命性；二是批评他混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企图超越革命发展阶段。

托洛茨基是一个很杰出又很复杂的政治家，不可能用一两个词来概括。有资料表明，在苏维埃俄国最早提出应当考虑用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是托洛茨基，足见其对局势观察之敏锐。但在托洛茨基看来，只有工业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工业的发展速度快慢才是决定社会主义命运的因素。因此托洛茨基的派系提出了“超工业化”理论，主张高速发展工业来推动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

托洛茨基对待计划与市场的态度具有灵活性，经历了一个由集中计划到计划与市场并重的变化过程。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托洛茨基虽然也赞同市场交换，但一直认为那是一种暂时的措施，所以主要还是强调制订完备计划。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当他与斯大林完全决裂并被迫远走他乡之后，通过对斯大林模式的分析批判，托洛茨基才领悟到完备计划的不可行性及计划与市场的互补性。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苏联20世纪20年代“左”倾经济思想的代表，曾对苏联早期的经济学理论作过开拓性贡献，代表作有《新经济学》以及与布哈林合著的《共产主义ABC》。在列宁制定新经济政策，把余粮收集制改变为粮食税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又提出，实行这种政策会使“农民手中的剩余产品首先落入手工业者手里”，会有利于资产阶级和小手工业，而使大工业瓦解。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支持了托洛茨基的“超工业化”方针，提出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方法有两种，即非经济的强制方法和纯经济方法。非经济方法是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施行的，包括征税、国家公债和纸币的财政发行三种形式。用经济方法进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主要包括铁路、银行、国内外贸易和价格差等。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并不是苏维埃经济生活中唯一的基本经济规律，除此之外，价值规律也是一个基本规律。这两个基本规律同时存在、相互对立和斗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指出，在过渡时期中，价值规律存在并发挥一定的作用是必然的现象，但是它是趋向于消亡的。随着垄断的出现和发展，价值规律的作用已经开始日益受到限制、阻碍和破坏，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历史上是资本主义垄断倾向的继续和加深，因而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排挤价值规律。国营经济愈发展，其组织性愈加强，价值规律就愈趋于消亡。

瓦尔加

瓦尔加是研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里的一位伟大学者，苏联学术界对他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苏联社会科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同瓦尔加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他的代表作有《世界经济危机中的新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概论》等。

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问题上，瓦尔加认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是客观现象，但如果说每一个垄断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一个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并向国家机器发号施令的中心，这种理论是不对的。他认为，国家的阶级性和它在经济上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当一个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处在较为平稳的发展阶段的时候，垄断组织和国家政权之间并不是完全同步进退的，而在战时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就不是个别的垄断组织，而是它们的国家。

瓦尔加认为周期长度的缩短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总的趋势，如1825～1851年间平均为11年，1857～1900年间平均为8.5年，1900～1929年间平均为7年，这是资本主义再生产一般规律所引起的结果，也是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论断相一致的。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果，致使再生产周期缩短，更加频繁地爆发经济危机，致使经济危机进一步深化。瓦尔加认为，经济周期长度缩短的趋势还将延续下去，因为在战后时期，除了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继续加剧以外，还出现了使周期长度缩短的新因素，如工厂建设的期限比战前短，无形损耗比战前快，新投资主要用于设备现代化，等，所以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周期的长度将进一步缩短。

康德拉季耶夫

许多关注经济和金融的人都听过“康波周期”这个概念，它的正式名称是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是由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于1925年提出的经济长周期理论。所谓的“波”就是指经济在高峰和低谷之间来回往复的波动，而康波周期又被叫作长波周期，这是与传统理论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短周期相对的。马克思通过考察英法德等国的经济状况，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是11年左右，如前文所说，瓦尔加观察到这个周期正在缩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它会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尖锐化，最终为资产阶级敲响丧钟。而康德拉季耶夫在前人的基础上把考察的尺度放得更大，指出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时段的繁荣与萧条交替存在着某种规律性，并把这些设想系统化，用大量经济统计数据予以支持，使之成为一种比较系统的周期理论。

他总结道，一个周期的前25年到30年由于重要的技术发明、新资源的开发利用等因素，导致投资热潮，带动经济迅速增长。在此以后的时期，一方面带动经济迅速增长的动力渐渐耗尽，另一方面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导致生产能力过剩和利润萎缩，这样就使整个经济出现衰退乃至萧条，甚至有相当一批企业破产。经过一段时间的合理化调整和降低生产成本，国民经济逐渐适应这种严峻的条件。同时，由于不断深入的科学研究导致新一轮创新。企业家觉察到新的市场中存在着盈利机会，投资热潮再次出现，下一个经济繁荣时期又将开始。康德拉季耶夫说，旧一代主要固定资本产品被新一代主要固定资本产品所取代的过程会形成一个持续时间很长的社会经济动荡和恢复过程，这是资本主义出现长经济周期的根本原因。

第一次长波以工业革命为特征，从18世纪80年代末开始，经过三十年上升期和三十年下降期，到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结束。第二次长波以钢铁、煤、石化重工业和运输业为特征，从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经过三十年上升期和三十年下降期，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结束。第三次长波是以电力、化学和汽车为特征，从十九世纪末开始了三十年的上升期，持续到康德拉季耶夫生活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今天，许多人认为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也许就是第四次长波的关键特征。

不过，这一理论观察的样本太少，因为康德拉季耶夫只观察了两个半周期，而且前几次技术革新往往主要局限在封闭的国家内部，这与我们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大相径庭，因此这一理论今天是否仍然适用还未可知。

沃兹涅先斯基

沃兹涅先斯基既有独到的经济理论，又有丰富的领导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因为他自1938年起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达11年之久。在此期间，他直接领导着全国的经济计划机关。他一生的经济学著作很多。在这些著作中，他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计划、经济核算、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生产费用和社会主义积累、发展速度和国民经济的各种比例等问题都发表了其独到的见解，对社会主义经济学说发展史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他对社会主义社会里价值规律是否还发挥作用的认识也经过了从否定到承认的转变。1947年，他明确指出：“究竟在苏联国民经济生产和分配方面是否存在为社会主义计划无论在平时或战时经济期间都必须加以考虑的经济规律呢？毫无疑问，这种规律是存在的，对于这种规律不能不加以考虑；只有懂得经济规律，才能利用它来为社会主义利益服务。但是，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国家里的价值规律有着原则上的区别，在苏联，围绕商品和劳动的各种矛盾已经被消除了。

沃兹涅先斯基认为，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先进的社会生产关系和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是党和苏维埃国家在过渡时期的全部斗争的内容。到了20世纪40年代，沃兹涅先斯基的观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根本上否认社会主义经济内部的矛盾。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都没有矛盾了，一切都“完全适应”。很明显，这种表述同苏联当时的实际情况大相径庭。他指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消除之后，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全适应苏联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是推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决定性的力量之一。

与苏联相比，中国对社会矛盾的认识无疑更加深刻。无论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哪一个阶段，中国共产党都没有否认过阶级斗争的存在，更没有否认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的存在，只是在实际建设中强调某个阶段以不同的矛盾、什么斗争为主。中国不会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完全适应”，最多只会说 “基本相适应”。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这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不断根据现实状况和时代要求全面深化改革。

斯大林

恐怕不会有人没听说过斯大林的名字，他自己就代表了一个时代。不过我们一般都是更关注斯大林在战争和政治当中的作为，对他的经济思想是缺乏了解的。实际上斯大林的理论水平很高，发表过大量重要著作，他的许多理论深刻影响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斯大林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他认为“这里所说的是这样一个国家，那里有过而且发展过帝国主义，那里有一定数量的大工业，那里有一定数量的无产阶级，那里有领导无产阶级的政党。”这就是年轻的苏联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和保证。什么是建成社会主义，一国能否独自建成社会主义？苏共领导人在这一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托洛茨基认为社会主义建成的标志是阶级的消灭、国家的消亡，生产资料的全国性占有和以其为基础的完全的计划经济。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建成的标志是在没有国际无产阶级援助的条件下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同农民阶级的关系的恰当处理。从我们今天的视角来看，斯大林把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社会主义建成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人为地降低了社会主义的标准。而且他错误地提出在苏联一国可以完全战胜本“民族的”资产阶级，忽略了资本是国际性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对世界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这表现在斯大林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看成是两个互相对立、互不相容的世界，没有考虑二者并存的局面，这就为战后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埋下了伏笔。

斯大林提出要高速度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他的一贯思想，这甚至可以说是斯大林经济建设思想的“灵魂”，斯大林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其他主张都是由此引申出来的。为什么要高速度的发展？斯大林认为最重要的理由有两条：从外部环境看，高速发展重工业是同资本主义开展经济竞赛的需要；从内部环境看，高速发展重工业是解决工业品供求矛盾、巩固工农联盟的需要。斯大林认为，高速度实现工业化不仅有其紧迫性，而且有其客观可能性。斯大林列举了四个方面的优越条件：①苏联地大物博，有坚实的物质条件；②苏联有受到千百万劳动人民拥护的苏维埃政权；③苏联建立了优越的社会制度，可以避免资本资源经济危机和失业等经济发展的阻碍；④有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

与高速度推进工业化相配套，斯大林推行农业全盘集体化。实行这一政策的外因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及其战争的威胁，内因是解决国内复杂的社会矛盾，克服小生产者自发的资本主义趋势。应该说，推行农业集体化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由于集体化的完成，使苏联的经济成分由多种形式变成了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有利于变革和完善农村生产关系，有利于城乡有计划地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有利于加强城乡联系，有利于普及和提高农村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所有这一切对于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苏联农业集体化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为了追求毕其功于一役的效果，主张用群众运动的方式，主张使用强力甚至暴力手段，不考虑或不重视群众的意愿，这些都违背了列宁的思想，在实践中也酿成了极其惨痛的后果，它的教训是沉重的。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还提出了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理论。他表示，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两个对立的世界市场，即一个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另一个是社会主义的世界市场。他还特别乐观地评述了两个市场的发展前景，提出了以社会主义市场逐步包围、吞食资本主义市场的思想，认为在总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市场将不断衰败和缩小，而社会主义市场将不断繁荣和壮大，它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将把自己的商品输往其他国家。后来的事实表明，斯大林的估计过于乐观了。今天，中国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对“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理论”的超越，也是在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关系上坚持辩证法的体现。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代表作，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第一部权威性的著作。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这是一部有历史意义的宝贵著作，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贡献。无论人们怎样评价，它都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变革时期的经济思想发展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经济学的变革首先反映在经济数学的研究领域。当时经济数学的研究方向主要有三个：一是关于国民经济部门结构发展的统计研究；二是宏观经济模型；三是消费需求模型。20世纪60年代是苏联数理经济学派开展活动的一个高潮阶段，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经过几十年漫长与曲折的道路，以涅姆钦诺夫与康托罗维奇为代表的数理经济学派的理论内容和研究方法在苏联经济思想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们的贡献已为世界所公认。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许多经济学家在不同的方面发展了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经济学家们首先从理论上论证了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局限性以及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性质，探讨了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途径，特别是探讨以新的经济体制代替旧的经济体制的途径、政策措施，从而为经济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虽然从最终结果上看，苏联的经济改革是失败了，但从50年代中期开始到90年代初期终结的经济改革历程却留给人类社会主义事业许多值得借鉴参考的东西，特别是苏联经济学家们的关于改革理论的探讨，其许多重要研究成果是值得我们重视和参考的。

在苏联为改革理论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中，首先值得提出的是利别尔曼。他对苏联根深蒂固的斯大林模式提出了挑战，建议对苏联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从而掀起了经济学界的一场大争论，冲击了传统的经济理论。这无论对于苏联，还是对于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都有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他为经济体制改革设计的蓝图，涉及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计划机制、市场机制、利益机制、企业的地位、经济效益和利润原则等。当时，支持利别尔曼建议的还有格·利西奇金、列·列昂节夫和阿·毕尔曼等人，他们一起被称为“利别尔曼改革学派”。利别尔曼的建议及其大讨论对社会主义传统经济体制发出了巨大的冲击波，它预示着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经济学界又崛起一个积极主张改革的经济学流派——西伯利亚学派。其代表人物是阿甘别吉扬、阿巴尔金、扎斯拉夫斯卡娅、布尼奇和波波夫等人。他们的改革主张不完全相同，但是，都猛烈抨击苏联高度集中的旧经济体制的缺点，并有一套比较系统、完整的改革理论，形成了一个在苏联乃至各社会主义国家颇有影响的学派。

综观后斯大林时期苏联经济理论发展的特点是：具有激烈的批判性；强调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研究方法上，他们没有再采取过去那种经院式的研究方式，而是从活生生的社会经济运动现实中寻找理论的源头；在研究工具上，他们很少采用西方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效用分析的分析方法，而是采用系统分析方法，力求系统化、完整化。

赫鲁晓夫执政后，试图纠正斯大林的“超越阶段”的思想。他批判斯大林急于“开始制订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详尽时间表”，忽视“物质利益原则”，企图“用直接的产品交换来代替苏维埃贸易”。但这种纠正是很不彻底的，因为赫鲁晓夫也是坚持认为苏联处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因此，当苏联的经济形势有所好转，经济发展步伐加快以后，赫鲁晓夫就坐不住了。他在1959年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就宣布苏联已进入建设共产主义的时期。赫鲁晓夫不仅未能纠正斯大林的“超越阶段”的思想，反而进一步把它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勃列日涅夫批评赫鲁晓夫犯了“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的错误，他自己提出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诚然，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建成论”是要纠正赫鲁晓夫的冒进错误，这一理论本身承认苏联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的范围之内，强调社会主义有一个在自身基础上完善和发展的问题。但是，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仍然带有粉饰现实、不切实际的因素。它把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绩加以理想化，把苏联的社会描绘得“尽善尽美”，而实际上，苏联的社会发展遇到重重困难，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经济体制僵化和其他一些原因，苏联经济的发展速度不断下降，苏联的经济实力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有差距进一步扩大。

1982年5月，安德罗波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即着手对“发达社会主义建成论”的提法进行修改。他针对苏联前一时期积存下来的种种弊端和陋习，放手在经济和其他领域大搞整顿，大力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试图挽回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趋势，扭转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他提出：“苏联处于发达社会主义漫长历史阶段的起点”。安德罗波夫的“发达社会主义起点论”是对勃列日涅夫的超越阶段思想的重大修正，表现安德罗波夫在理论上的创新精神。“起点论”与“建成论”的主要区别在于：在对苏联社会现状的估价上，“建成论”过分颂扬成绩，回避矛盾，很少公开承认当时苏联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起点论”则敢于正视现实，揭露矛盾，公开承认要对生产关系进行“深刻的变革”。

戈尔巴乔夫先是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论”，后来又提出苏联社会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并逐渐用于官方文件。他全盘否定了赫鲁晓夫的“建立共产主义”论，抛弃了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建成”论，继承和发展了安德罗波夫的“发达社会主义起点”论。

面对苏联国内的深刻危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下降，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加速战略，这个战略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其途径是在科学技术进步、经济结构改造、有效的管理、劳动组织和刺激形式的基础上尽一切可能使生产集约化。另一方面就是进一步完善社会关系。包括执行积极的社会政策，始终如一地确立社会主义公正原则。然而，加速发展战略不仅没能加速经济发展，反而出现了经济发展速度最低的纪录。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经济改革困难重重，加速战略宣告失败。

加速战略的失败是必然的：首先，加速战略追求的是经济发展的速度，没有抓住经济结构不合理这一关键，未能通过加速发展轻工业和农业来缓解市场供应的矛盾，没有改变斯大林时代以来片面发展重工业的畸形结构。其次，经济体制僵化，企业不愿意进行技术革新。最后，加速战略本质上是走的粗放型赶超战略的老路，在经济增长速度长期下降、生产要素投入的潜力日益枯竭的情况下，这种战略注定失败。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基础，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还是私有制，这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一个本质区别。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然而，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观的指导下，戈尔巴乔夫不断丑化社会主义公有制，把苏联经济的失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全都归咎于公有制，最后直接鼓吹私有制，简直让人感到惊骇。

苏联改革旧的经济体制，打破了中央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制度，可是又没有真正转向市场经济。既破未立，苏联统一的市场被分割，各加盟共和国各行其是，不再为中央政府马首是瞻。原来关系比较密切的共和国之间相互封锁，互设关卡、限制往来，禁止商品流出，许多企业根本不签订或不履行经济合同。生产联系和协作关系中断，原来分工周密、互相协作、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四分五裂。经济联系的崩溃加速了苏联经济的衰退，市场供应更趋紧张，经济危机进入总爆发时期。首先是生产急剧下滑、经济由低速增长变为负增长。其次是财政赤字，货币发行处于失控状态。再次是通货膨胀急剧上升，消费品市场供应恶化，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最后是农业处于低水平徘徊状态，农业改革多数流于纸上谈兵，未见根本成效。由于经济领域和消费市场日益严峻，苏联社会问题尖锐、复杂，最后直接导致了苏联的完全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