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史小站
▲（向上滑动）
封面图片：埃德温·丘奇Our Banner in the Sky 1861
编者按： 经济思想史视角下的 《联邦党人文集》与《反联邦党人文集》 《联邦党人文集》和《反联邦党人文集》常被归类为美国宪法史、政治思想史或共和主义经典著作。但从经济思想史角度看，这两部著作还有另一重意义：它们记录了独立战争后的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共和国在创建全国性市场、国家财政、公共信用制度和产权秩序时，两方围绕国家能力与经济自由展开的原初争论，即：市场经济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国家？
联邦党人一方看到的是邦联体制下美国的财政乏力、各州市场的碎片化、公共信用的崩坏和国际商业竞争中的被动地位；反联邦党人一方看到的则是中央政府的征税权、举债权、常备军、联邦法院和商业精英结合之后可能形成的财政—军事国家。联邦党人要求“建设国家以形成市场”，反联邦党人要求“限制国家以保护自由与地方经济共同体”。双方的观点恰好对应着经济学史上绵延至今的一个核心争论的正反两方，反映出思想史上一种持续发挥着作用的张力：市场的稳定需要国家能力的保障；而市场主体与地方社会的自由权利又可能被国家权力吞噬……
⚪《联邦党人文集》 财政国家的“国家能力论” 从经济思想史看，《联邦党人文集》中最值得注意的不是抽象的宪政修辞，而是其中对财政能力、公共信用和统一市场的强调。汉密尔顿反复说明，全国政府必须拥有一般征税权，因为没有稳定收入，就无法偿还公共债务、维持国防、承担公共支出，也无法建立对内对外的信用。这已经非常接近后来经济史和制度经济学中的“财政国家”问题：现代国家不是只靠道德号召或地方自愿摊派运行的，它必须有可预期、可执行、可集中调度的收入能力。
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并不是简单地迷信大政府，他们的核心关切是：一个由十三个州拼成的松散邦联，无法在战争、债务、贸易谈判和基础设施建设中提供可信承诺。国家信用并非来自空洞的名誉，而是来自财政制度、税权、债务偿付能力和政治统一。
因此，《联邦党人文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美国政治经济传统中一种常被低估的思想：市场并不完全独立于国家之外，相反，全国性市场、统一的货币秩序、契约执行、债务偿付和对外商业竞争，都需要依托于某种公共权力的人为建构。
⚪《反联邦党人文集》 早期“国家能力论” 《反联邦党人文集》的价值在于，它能够使读者看到国家能力扩张的另一面：国家能力并不必然服务于公共利益，它也可能服务于债权人、投机者、军队、官僚和商业金融精英。
反联邦党人对新宪法的核心担忧之一，就是国会获得几乎无限的征税权、借债权和商业管制权之后，州政府与地方社会将失去经济自由空间，远离普通人民的中央政府会以国防、公共信用、商业便利为名，不断增加税负、扩大债务、维持常备军，并最终形成一个由少数精英控制的财政—军事机器。
从今天来看，反联邦党人提供了一种自由主义视角下的国家权力批判：国家税收一旦脱离地方监督，财政借债一旦脱离严格限制，商业遭受强大管制之后，所谓公共利益就可能转化为利益集团的制度化特权。
⚪ 公债、纸币与信用 这两部文集最值得经济思想史爱好者关注的议题之一是公共债务与货币秩序。身处18世纪80年代的这两派政治家们并不是在真空中讨论立法，独立战争债务、州债、纸币发行、债务人救济、债权人保护、抗税和地方经济萧条，构成了双方论战的现实背景。
联邦党人倾向于强调公共信用。国家必须能够偿债，必须让债权人相信新政府有能力也有意愿履行义务。债务在这里不只是负担，更是信用秩序和国家能力的试金石。反联邦党人则更在意债务制度背后的分配问题：谁持有债权？谁缴税偿债？公共信用是否会变成证券持有人和金融投机者的政治工具？
纸币问题同样如此。联邦党人常把各州自己的纸币、债务减免和毁约看作州自治民主政治失控的表现；反联邦党人内部的立场则更复杂，有人支持硬通货和地方财政节制，也有人赞同债务人救济和纸币扩张。正因为这种复杂性，这两部文集特别适合用来研究早期美国的“货币宪制”：货币的稳定、契约的神圣、债务人救济和多数制民主之间究竟应当如何平衡？
⚪ 财产权、不平等与“派系” 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并未把政治冲突理解为单纯的道德败坏，而是把派系冲突的根源理解为财产分配的结果。他认为不同财产形式、不同经济利益以及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分歧，自然会产生不同的政治立场。政治秩序必须承认社会中存在持久的经济利益冲突，而不能幻想通过教条的道德训诫消除冲突。
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学派之所以重视《联邦党人文集》，也正是因为其中涉及的问题直到今天也还有待解决：如果政治参与者并不总是追求公共利益，而是会受自身利益、职业利益、阶层利益和联盟关系支配，那么制度应如何设计？布坎南与塔洛克的《同意的计算》把经济学方法引入政治规则选择，被认为开创了公共选择与宪政政治经济学。
⚪ 代表制、阶级与职业利益 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讨论了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土地所有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并反驳“各阶层必须由本阶层人士代表”的主张。他认为，要求每一种职业都获得实际代表是不切实际的；在现实政治中，商业阶层可能代表更广泛的经济利益。
这一论述在今天看来并不只是代表制之争，而是关于阶级、职业和税负归宿的早期政治经济学问题。关税由谁承担？商人是否只是中间人，还是会把税负转嫁给消费者？制造业州与农业州、进口州与内陆州之间的利益是否一致？不同经济阶层能否由同一批政治精英代言？
反联邦党人则不相信距离遥远的代表制能充分表达普通生产者的利益，也不相信受教育程度、财富和社会地位更高的代表会自然地维护小农、手工业者和债务人的利益。两派围绕代表制的争论，其实也是围绕“经济利益能否被他人代表”的争论。
⚪ 强国家与限权国家的权衡难题 如今的新制度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尤其清晰的框架：经济发展需要国家足够强大，以保护产权、执行契约、提供公共品、统一市场；但国家又必须受到限制，不能任意征税、没收、垄断和偏袒特殊利益。繁荣市场不仅需要合适的经济制度，也需要能提供可信承诺并尊重自由权利的政治基础。
立足于这一框架，《联邦党人文集》强调的是“国家太弱”的危险：邦联没有足够的有效税权，无法偿债，无法统一商业规则，也无法在对外贸易中形成谈判能力。《反联邦党人文集》强调的是“国家太强”的危险：中央政府一旦拥有广泛税权、军权、借债权和商业管制权，就可能成为掠夺性力量。
这也正是两书应该对照阅读的原因。单读《联邦党人文集》，容易把国家能力建构看成市场繁荣的充要条件；单读《反联邦党人文集》，又容易把限制国家集权看成经济自由发展的充要条件。合读之后我们才会看到，现代国家的政治经济治理本身就是在强国家与限权国家之间寻找不断变化的平衡点的过程。
▼ 《联邦党人文集》 与《反联邦党人文集》的由来 1783年，走出独立运动的美国面临一场深刻的政治危机：各州权利过大，邦联体制松散无力，国家难以统一运转。于是，1787 年 5—9月，各州代表聚于费城召开制宪会议，原本旨在修改《邦联条例》，但最终决定重新制定一部宪法。宪法出台后，引发了一场关于美国政府运行原则的激烈论辩。为争取宪法在各州顺利得到批准，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三位开国元勋以 “普布利乌斯” 为笔名，连续刊发85篇文章，阐释宪法合理性，系统回应批评。这些文章即《联邦党人文集》。
与此同时，以罗伯特·耶茨、理查德·亨利·李为代表的反联邦党人也以多种笔名撰文，质疑中央集权、捍卫公民自由与州权，他们的文章亦被系统集结编纂，成为论战中“反方”思想的重要文献。
⚪ 《联邦党人文集》： 本书是1787—1788年由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三位美国开国元勋以笔名“普布利乌斯”匿名刊发的85篇文章的合集。他们以睿智雄辩的笔触，对美国宪法及联邦政府所依据的原则进行了精辟说明，旨在推动各州批准新宪法。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被托马斯·杰斐逊盛赞为“有史以来对政府原理的最佳评述”。本书不仅是研究美国宪法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在西方政治学史上，其关于代议制政体的论述被视为美国政治理论的典范，更成为了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石之作。
⚪ 作者简介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美国开国元勋之一，首任财政部长，本书中超过半数的文章由他所写。
詹姆斯·麦迪逊：美国独立运动主要人物之一，第四任美国总统，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
约翰·杰伊：美国建国后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后任纽约州州长。
⚪ 《反联邦党人文集》 虽然美国政体的基石由联邦党人所奠定，但反联邦党人的意见在建国历程中的贡献亦不可磨灭。在联邦党人为新宪法高呼呐喊之际，反联邦党人则敲响了困境与危机的警钟。他们的思想与原则为联邦党人的论点提供了制衡视角，并最终促成《权利法案》这一重要政治遗产的诞生。
本书既是深入探索反联邦党人思想的指南，又可作为《联邦党人文集》的对应文献，更呈现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美国的国家原则是在双方的对话与论辩——而不仅仅是在联邦党人的胜利——中被揭示出来的。
⚪ 作者简介（部分作者代表） 理查德·亨利·李：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独立宣言》及《邦联条例》签署人之一，《权利法案》重要推动者。
罗伯特·耶茨：美国建国初期重要政治人物，纽约州法官、制宪会议代表，笔名“布鲁图斯”，反联邦党阵营中最系统、最犀利的批判文章均由他所写。
帕特里克·亨利：著名演说家，弗吉尼亚州首任州长，格言“不自由，毋宁死”即出自其口。
商务印书馆 《联邦党人文集》 《反联邦党人文集》 精装本全新推出 一场辩论·两部文本 正方立论·反方诘问 对读经典 ·洞悉本源 完整还原美国建国之初最关键的思想辩论 一次读懂美国宪法及政治制度的诞生与构建 《联邦党人文集》《反联邦党人文集》 精装本全新推出 装帧精良，阅藏皆宜 32开精装本， 封面满铺珍珠白压凹花纹，触感细腻 随书附赠精美书签一枚 烫金工艺雅致醒目，历久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