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文库 | 詹姆斯 · 博纳 ：德国政治经济学派

“直至现在，德国的政治经济学一直是一门外来科学…… 它作为一种现成的商品从英国和法国引进，德国的教授们以及传授这门学问的人只不过是学徒而已。” 这句常被引用的话出自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Das Kapital，第一卷附录 ）。总体而言，如果将其应用于亚当・斯密之后的时期，这种说法是合理的，但并不适用于斯密之前的时代。在此之前，被统称为 “官房学”（the cameral sciences，见词条“CAMERALISTIC SCIENCE”）的经济准则构成了一种独立的学说，且在后来才受到外来影响。

“官房学”（源自camera，意为“室房屋”，尤指管理君主收支的办公室 ）的范畴比当今的政治经济学或“国民经济学”（Volkswirthschaftslehre）更为广泛。从狭义上看，作为正统的官房学，这门学科仅包含上述的财政管理；从广义上看，它不仅涵盖与公共福利行政措施相关的学说，还包括生产的技术层面，例如农业、矿业、工艺学、商业等。官房学的直接目标是培养称职的国家官员队伍。当专制政府被英国宪政理念取代时，官房学也随之在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面前退居其后。尽管如此，官房学在德国至今仍有留存。德国的领土主权由1356年的《金玺诏书》（Golden Bull）确立，但直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1648）签订后才得以充分发展。因此，官房学也是从这一时期起才作为独立的学说体系崭露头角。在更早的时期，它被视为法学的补充。

因此，德国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也相应地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一、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前的时期；二、三十年战争结束至亚当・斯密时期；三、从亚当・斯密时期至今。

一、三十年战争结束前的时期（1648）

中世纪的德国，其情形与其他欧洲国家类似。只有在《教会法》（Canon Law）的阐释者当中，我们才能看到有关经济关系的论述。这些观点的立场与主要教义的神学基础相一致。在上帝看来，自然经济比基于货币的经济更讨喜。而后者（基于货币的经济）的侵蚀应当通过严厉的反高利贷法（见词条“INTEREST”）来加以抵制。在这一方面，德国没有一位学者能超越同行，例如，法国有奥雷斯姆主教（Nicole Oresme，卒于 1382 年）这样杰出的人物，但德国却没有。

随着现代社会的临近以及货币经济的蓬勃发展，理论层面也发生了变化。人文主义者（见词条 “HUMANISM”），是专制政府的拥护者，他们从古典理想中汲取灵感，讨论了建立这种与封建社会组织相对立的政府体系的方法，提出了类似于后来的重商主义（见词条 “MERCAN TILE SYSTEM”）的观点。伊拉斯谟的《论基督教君主的教育》（Institutio principis christiani，1521 年以《一位单纯且虔诚的基督教君主的教导》（Unterweisung eines einfachen und christlichen Fürsten）的书名被翻译出版）就是如此，这是第一部关于这些问题的独立著作。该书献给查理五世，其核心建议是君主应厉行节俭，若需征收贡赋，首先应对外国商人的货物征税。毫无疑问，这部作品极大地推动了1522 – 23 年冬季在帝国议会提出的巩固帝国关税的方案。该方案提议设置一条关税线，环绕包括尼德兰但不包括瑞士的帝国区域，并对进出口货物征收 4% 的从价税。然而，由于帝国城镇中商业利益集团的反对，该方案最终失败。

宗教改革者，尤其是马丁・路德，或多或少地参与了对经济形势的讨论，但并未展现出任何显著的独创性。他们的立场介于教会法的观点和领土主权重商主义的观点之间。

大约在16世纪中叶，一场主要由法学家们引发的颇为热烈的文字争论围绕货币问题展开了。争论的焦点是，铸币时是否应使其金属价值等同于其票面价值，还是低于票面价值。在一场半官方的笔战中，这个问题成为了引发争端的导火索。这场笔战在萨克森王室的两个分支——Ernestian和Albertian之间展开，并因此声名远扬（1530）。当时最杰出的领土君主之一，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都（Elector Augustus of Saxony，1553 – 1586）在位期间，很快催生了几部更为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Von Ossla的《统治的审慎》（Prudentia regnativa，撰写于1556年，出版于1607年）。一个多世纪后（1717），托马修斯（Thomasius）重新出版了此书，并以此作为他经济学讲座的基础。

在这一时期，还可以特别提及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的法学教授奥布雷希特（Obrecht），他的遗作（1617）名为《关于建立和完善良好治安的五种不同政治秘诀》（Fünff unterschiedliche secreta politica of Ansteldung und Vermehrung guter Policey, etc.）。在这部著作中，他强调了君主拥有一笔资金（aerarium sanctum）的必要性，并提议将其与火灾保险体系挂钩。他还讨论了一个依据近乎现代保险原则为儿童设立的特殊机构（aerarium liberorum）。所谓农村经济的 “Hausvater literature”的主要开创者——T. Colerus（《农村与家庭经济学》，Oeconomia ruralis et domestica，1591 – 1605）、法学家R. Bornitz（《论在共和国与城邦中应确保物资充足》，De rerum sufficientia in republica et civitate procuranda，1625），以及曾先后在图宾根大学和因戈尔施塔特大学任教的法学教授Chr. BESOLD（《论国库》，De aerario，1620），他们的名字也值得一提，后两位的著作在论述上或多或少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K. KLOCK的著作则为这一时期和下一时期之间提供了过渡，他的《论贡赋》（De contributionibus，1634）写于三十年战争期间，其中包含了一套详细且相当先进的税收理论，书中还尝试构建一种累进税制。

二、三十年战争与亚当·斯密之间的时期

（1648年 – 1790年）

很少有国家像德国在1618年至1648年间那样，在国内外关系上都遭受如此重创。繁荣被摧毁，国家支离破碎。此后的几个世纪里，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主导地位让位于欧洲西部的国家。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领土主权原则已成为帝国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摆在领土主权面前的任务并不轻松。曾经荒废的土地需要重新开垦耕种，为此还需要重新迁入人口，并且要清偿因战争产生的国债。这就需要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当时正全面发展的行政管理理论或官房学，一方面成为了农业理论；另一方面成为了人口政策理论；再一方面则成为了国家财政收入或财政学理论。因此，从18世纪初开始，在大学里教授这些学科时就有了一个综合性的名称，即 “经济、政治，尤其是官房学”（Oekonomische Polizey – und (besondere) Cameral – wissenschaft）。

这门科学分裂成了两个 “教派”，与帝国的宗教二元性相对应。有一个天主教分支，以哈布斯堡家族为核心；还有一个新教分支，其核心力量随着霍亨索伦家族势力的逐渐增强而不断发展壮大。

在天主教团体中，宗派主义的特征没那么明显。该团体以J. J. BECHER（详见该词条）为开端，他的杰出著作《关于王国、城市和共和国兴衰的真正原因的政治论述》（Politischer Discurs von denen eigentlichen Ursachen des Auf – und Abnehmens der Reiche, Städte und Republiken, etc.，1668）即使在今天读来也仍有益处。该书第二版献给了皇帝利奥波德一世，书中主张 “人口众多且生活富足的共同体”（die volkreiche und nährhafte Gemeine）应该成为领土管理政策的目标。没有生活资料就没有人口；反之亦然，没有足够的人口也就不会有适当的生活资料，因为人们是相互依存的。因此，政治家必须公正地兼顾这两个关乎国家福祉的关键因素。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必须防范幸福的三大主要敌人，即垄断（monopolium）、工业无政府状态（polypolium）和高利贷式的囤积居奇（propolium）。BECHER提出的预防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主义相近。他厌恶那些从国外进口国内也能生产的商品的商人，并毫不留情地将他们斥为真正的 “囤积居奇者”（propolists）。另一方面，在他看来，那些将资金投入到促进本国工业发展中的商人是社会的 “支柱”。整个政治体系应该建立在真正的宗教（天主教）基础之上。不过，神职人员必须处于国家体制之内，而不是之外，并且必须服从民法。F. W. HORNECK的《奥地利只要愿意就能超越一切》（Oesterreich über alles wann es nur will，1684）延续了BECHER思想的发展。书中的一个观点颇为著名，即 “花两个塔勒（thalers）购买一件商品并将这笔钱留在国内，要比只花一个塔勒购买一件会让钱流出国外的商品更好”。HORNECK极为重视本国的工业独立，尤其是在与法国的关系方面。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主张普遍禁止所有外国制造品，而且无需等到国内相应的工业全部起步，因为他认为这些工业会立刻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这个团体的第三位人物是W. von SCHRÖDER，他写了一本献给皇帝利奥波德的书《君主的宝库与财政室》（Fürstliche Schatz – und Rent – Kammer，1686）。在这本书中，作者认为统治者的财政利益至关重要，而这最终与国家利益是一致的。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国家的富裕或贫穷，并非由货币的进出口造成，而是由制造业的平衡状况所决定”（参看第 59 页），这句话体现了作者的观点立场。既然如此，SCHRÖDER就不应像许多人（比如罗雪尔）所认为的那样，被称为严格意义上的重商主义者（即那种将财富等同于金属货币的重商主义者）。事实上，在德国的官房学者中，没有这样 “严格意义上” 的重商主义者（附注1省略未翻译）。

新教分支的相关文献即便算不上更为重要，却也更为丰富多样。位居首位的是V. L. von SECKENDORFF（详见该词条），他的著作《德意志君主国》（Der teutsche Fürstenstaat，1655）是严格秉持路德宗精神撰写的。在其后期著作《基督教国家》（Der Christenstaat，1685）中，新教倾向体现得更为鲜明，该书力图阐明 “在教会和国家中，哪些事物是符合基督教教义且正确的，以及依据基督教（即新教）的原则哪些事物是可以改革的”。Seckendorff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让年轻的政治家们了解政府治理的理论与艺术。因此，他的《德意志君主国》本质上具有说教性质。其主导思想是君主与民众的利益一致，他希望民众的数量尽可能多。“国家最大的财富在于众多生活富足的民众。” 在将人生的大部分时间用于为哥达公爵（Dukes of Gotha）效力之后，他受勃兰登堡选帝侯之命，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哈勒大学（university of Halle）的校长，但同年（1692）便去世了。在勃兰登堡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大帝（Frederick William the Great，1640 – 1688）统治时期，围绕消费税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笔战。这场论战由Chr. Teutophilus（Tenzel的笔名）所著的《消费税中的金矿发现》（Entdeckte Goldgrube in der Accise，1685）引发。在这本书中，大选帝侯因维持一支常备军（miles perpetuus）以维护其新教的至高地位而受到颂扬，对于这一目的而言，“温和且稳定的消费税” 是比 “强行征税” 更为合适的财政手段。正如我们所知，这位君主并未忽视这一建议。

在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Frederick William I.，1713 – 1740）统治时期，官房学研究经历了重要的发展。尽管他并不喜欢大学体系，但他认为，鉴于他对普鲁士公务员制度的改革，设立官房学教席（cameralistic chairs）是必要的。哈勒大学的教授职位授予了此前担任法学教授的GASSER，而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大学的教授职位则授予了历史学家Dithmar（1727）。自Dithmar的著作《经济、政治与官房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Oekonomische Polizey – und Cameralwissenschaft，1731）出版以来，该书书名所表明的学科分类一直保持不变，直到SONNENFELS时期。Dithmar也是德国第一位创办经济期刊的人，他创办的期刊名为《经济传闻》（Oekonomische Fama，从1729年开始发行）。

从这个时期起，专门的论著也开始出现。J. R. von ROHR（1688 – 1742）在他的《简明家庭经济文库》（Compendioese Haushaltungs – bibliothek）中阐述了 “经济” 科学，即农村经济理论。H. C. von Carlowitz凭借其著作《经济林业学》（Silvicultura oeconomica，1713）成为了林业经济学之父。P. T. MARPERGER（1656 – 1730）在自己的著作中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商业的文献。人口理论的经典代表人物是T. P. Süssmilch（详见该词条），他的著名著作《人类种族变迁中的神圣秩序》（Die göttliche Ordnung in den Veränder-ungen des menschlichen Geschlechts，1742）出版于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1740 – 1786）统治时期，这本书可以被视为那位君主在人口政策方面的纲领。Süssmilch以《圣经》中的诫命 “要生养众多” 作为自己的依据。国王认为 “人民的数量造就国家的财富，这是一条确定无疑的公理”。

如今，在新教分支的官房学主流之外，并行发展出了两条支流，一条是哲学方向的，另一条是统计方向的。

在哲学这条支流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是莱布尼茨，他在其《关于在德国建立一个接纳艺术与科学的社团的思考》（Bedenken von Aufrichtung einer Societät in Deutschland zur Aufnahme de Künste und Wissenschaften，1669）中表达的观点，在本质上与Becher的经济思想一致。基尔大学（Kiel）的教授G. MORHOF在他的巨著《博学者》（Polyhistor，1688和1692 ）中，复兴了古希腊将实践哲学分为伦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分类方法，全面论述了最后一个学科（经济学）的文献和历史。哈勒大学（Halle）的Chr. THOMASIUS在他通俗的哲学著作中对Ossa和Seckendorff的著作进行了评论。政治经济学特别受到Chr. Wolff的赞赏，首先是在他的《关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理性思考》（Vernünftige Gedanken vom gesellschaftlichen Leben der Menschen，1721）中，后来又在《以科学方法探讨的经济学》（Economica methodo scientifico pertractata，1754 ）中，其观点始终是一种温和的重商主义。

统计学这条并行的支流起源于德国法律史之父、来自黑尔姆施泰特（Helmstedt）的H. CONRING（详见该词条，卒于 1681 年）的著作。G. SCHMEIZEL（卒于 1747 年）延续了这一脉络，他在耶拿大学（Jena）和哈勒大学（Halle）的大学课程中开设了一门政治统计学课程。他的学生、哥廷根大学（Göttingen）的G. ACHENWALL（详见该词条，卒于 1772 年）进一步发展了这一领域，并为他赢得了“统计学之父” 这一虽不太恰当的称号。在哥廷根大学，A. SCHLÖZER追随其后，他给出了一个著名的定义：“统计学是静态的历史，而历史是连续的统计学。” 与英国的 “政治算术家”，如威廉·配第、约翰·格朗特（John Graunt）、埃德蒙·哈雷（Edmond Halley）等人不同，他的方法的主要优势不在于数字（“Zahlen”），而在于文字描述（“Wortbeschreibung”）。这种 “国家状况学”（Staaten – zustandskunde，关于国家状况的科学），在其地理层面上，由Büsching（卒于 1793 年）进一步发展。

当外国科学开始对一直以来完全在本国范围内发展的官房学产生影响时，德国的情况就是如此。这场运动始于外交家、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的朋友T. F. von Biefeld的著作《政治制度》（Institutions politiques，1760；德文版名为《Lehrbegriff der Staats – kunst》（1761））。这本书虽然缺乏原创性，但对德国来说却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因为它所涉及的内容完全超出了当时德国官房学的范围，而且它是用法语写成的，完全基于法国的经济著作。德国的读者大众第一次了解到了像VAUBAN、MELON、DUTOT、FORBONNAIS等这样的作者。从那时起，外国著作对官房学文献的影响就一直持续存在。

将天主教和新教分支先前的各种倾向，以及后来外国的影响整合为一个系统整体的功绩，应归于J. H. G. von Justi（卒于 1771 年）。Justi曾受雇于奥地利和普鲁士，也曾在汉诺威（哥廷根）工作过一段时间。他最早的主要著作是《国家经济学》（Staatswirthschaft，第一版 1750 年）；他后来的著作不过是对这本书更全面的阐述。Justi总体上遵循Dithmar的分类方法，但他将贸易或商业科学确立为一个独立的分支，从政治管理科学中分离出来。后来在不同地方实施的在德国大学中不仅设立独立的经济学教席，而且设立整个政治经济学系，配备六七个教授的方案，可以追溯到Justi。他那句 “一个国家永远不会人口过剩” 的名言广为人知。在政治哲学方面，他的榜样是孟德斯鸠，他对孟德斯鸠对英国宪法的偏爱表示认同。另一方面，他几乎完全不了解英国的经济文献。将英国经济文献的知识引入德国的任务，落到了一位英国公民、斯图亚特王朝（Stuart）的拥护者J. 斯图尔特爵士（详见该词条）的身上。在卡洛登战役（1746）后，他逃到了欧洲大陆，一段时间里受到了巴登（Baden）和符腾堡宫廷的款待。在此期间，斯图尔特撰写了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Inquiry, etc.），英文版于 1767 年出版，德文译本（有两个版本）于 1769 年出版。这部作品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但很快就因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传入而影响力减弱。

重农学派的体系找不到比德国更适宜的土壤了。该体系的特殊吸引力在于其形而上学的元素。在许多德国的小型大学（其中一些如今已关闭）里，哲学教席与官房学教席是合并在一起的。魁奈的理论号称构建了一个基于经济学的哲学体系，这与这种设置极为契合。人们对这门 “新科学” 产生了极大的热情，而这门新科学主要是通过1767年起出版的《公民历书》（Ephemerides du citoyen，详见词条“ÉPHÉMÉRIDES”）为人们所熟知。

重农学派的拥护者中，首推A. Schlettwein（详见该词条），他曾是耶拿大学（Jena）的编外讲师，1763年受雇于巴登（Baden）的侯爵卡尔·弗里德里希（Carl Friedrich）。这两人都进行了将单一税（IMPÔT UNIQUE，详见该词条）引入巴登一些村庄的实验（见词条“米拉波侯爵（V. R., Marquis de MIRABEAU）”）。此外，这位侯爵还是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摘要》（Abrégé des principes d’économie politique）的作者，该书经杜邦和魁奈修订后，发表在 1772 年的《公民历书》上。Schlettwein的热情与巴塞尔（Basle）的国务秘书Isak ISELIN（详见该词条）不相上下，ISELIN于 1776 年创办了期刊《人类历书》（Ephemeriden der Menschheit），作为巴黎同名期刊的姊妹刊。在德国经济学家中，来自卡塞尔（Kassel）的军事工程学教授、具有法国血统的J. Mauvillon（详见该词条）占据着重要地位。在他 1776 年出版的《关于国家艺术、国家经济学和新国家历史中的对立观点的论文集》（Sammlung von Aufsätzen über Gegensätze aus der Staatskunst, Staatswirthschaft und neuen Staatsgeschichte）中，首次使用了 “重农主义者”（physiocrat）和 “重农主义体系”（physiocratic system）这两个术语，它们源自杜邦选用的一篇论文集标题 “physiocrate”。Mauvillon向任何反对者发起公开论战挑战。不止一人接受了挑战，第一个回应的是卡塞尔大学的教授C. W. Dohm，他在 1778 年的《德国博物馆》（Deutsches Museum）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重农主义体系》（Ueber das physiokratische System）的文章，1780 年Von PFEIFFER发表了《反重农主义者》（Der Anti-physiokrat）等文章。为该体系辩护的有 K. F. FÜRSTENAU的《为重农主义体系辩护的尝试》（Versuch einer Apologie des physiokratischen Systems，1779）；E. SPRINGER的《论重农制度》（Ueber das physiokratische System，1780）；以及Mauvillon的《致Dohm教授先生的重农主义书信》（hysiokratische Briefe an den Herrn Professor Dohm，1780）G. A. Will采取了中间立场，他发表了《论重农主义，及其命运、文献、内容和价值》（Versuch über die Physiokratie, deren Geschick, Literatur, Inhalt und Werth，1782）。这场以极为高尚的方式进行的论战，对重农主义体系而言并未产生有利的结果。与其说它的衰落是由于反对者的论据，不如说是由于亚当·斯密学说的迅速崛起。

在重农学派的反对者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J. von Sonnenfels（详见该词条），他从 1763 年起担任维也纳大学的财政与政治学教授。他借鉴了魁奈的激烈法国反对者Forbonnais的观点，尤其针对单一税展开论战。重农学派的学说曾使人们对人口最大限度增长的信念有所淡化，但在Sonnenfels这里，这种信念又重新焕发出活力。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不是由生活资料决定，而是由就业机会决定。因此，增加就业机会是政治家的职责。Sonnenfels区分了贸易中的两种平衡，即 “数量” 平衡或货币平衡，以及 “利益平衡”，即就业平衡。一种平衡可能是积极的，而另一种可能是消极的。例如，如果奥地利和葡萄牙用价值 250 万英镑的亚麻布交换价值仅 200 万英镑的钻石，那么数量平衡对奥地利不利，但利益平衡对奥地利有利。Sonnenfels还对经济学科进行了新的分类，这在他的主要著作标题《政治、商业和财政原则》（Grundsätze der Polizey, Handlung und Finanz，第一版1765 年）中已有所体现。政治科学将分离出处理公共福利措施的分支，而专注于维护公共安全的学说。前者应归入商业科学，通过这种安排，商业科学大致涵盖了如今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相同主题。以前真正的官房学变成了财政科学。这基本上就是如今德国大学所采用的分类方式。

18 世纪末，德国的政治经济学陷入了一片混乱，直到 19 世纪，亚当·斯密学说的胜利发展才理清了这一局面。像尤斯图斯·默泽（Justus Möser）这样有原创思想的人走自己的路，但并未产生持久的影响。其他人，如哥廷根大学（Göttingen）的J. BECKMANN（详见该词条）、海德堡大学（后来在马尔堡大学（Marburg））的JUNG-STILLING，则坚定地遵循旧的官房学模式，完整地阐述这一学说，即包括生产的技术方法，如农村经济理论、林业、采矿、技术和贸易等，并为此编纂了无数的教科书。还有一些人追随Sonnenfels。其余的人则分为重农学派的拥护者和亚当·斯密的拥护者。尤其是亚当·斯密的学说，通过法国作家 J. B. 萨伊的翻译论著的普及，取得了不可阻挡的进展。

然而，如前所述，官房学即便在今天也并未从德国消失。在德国南部的一些邦，官房学相关职业在国家公职中仍是一个独立的职业门类，慕尼黑大学和图宾根大学为培养相关人才设有专门独立的经济学院；而在其他地方，相关学科则由哲学系或法学系负责。此外，技术类分支学科既在综合技术学院学习，也在专门的农业、林业、采矿和商业学校学习。不过，如今德国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仍然保留着许多过去的痕迹。尽管柏林大学的教授Th. SCHMALZ试图通过将重农主义学说融入官房学来为其注入新活力的尝试失败了（Encyclopädie der Kameralwissenschaft，第二版 1819），但海德堡大学的劳（Rau，卒于 1870 年）所著的手册，一只脚立足于旧的官房学，另一只脚立足于亚当·斯密的学说。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的BAUMSTARK（卒于 1889 年）也是如此，他被称为 “最后的官房学者”（Kameralistische Encyclopädie，1835）。然而，在 19 世纪，亚当·斯密和萨伊的思想倾向在大学教席和广大公众的观念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本文引言中引用的卡尔·马克思关于这一时期的论断，总体而言是正确的。在最近几年里，德国和奥地利的政治经济学已经实现了独立发展，并对其他国家的现代思想产生了极为强大的影响。

三、从亚当・斯密时代到当今

（1790 年 – 1895 年）

尽管《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一问世就被约翰・弗里德里希・席勒（Johann Friedrich Schiller，并非那位诗人）译成了德语，但在 18 世纪末之前，它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当时最开明的大学当属汉诺威（Hanover）的哥廷根大学（Göttingen）；而《哥廷根学者通报》（Göttinger Gelehrten Anzeigen，1777 年3月10日和4月5日）在宣称该书具有重大价值的同时，却对其主要结论表示反对，尤其是在经济政策方面。那个时代的政治家们，但凡关注经济原则的，往往倾向于重农学派，直到法国大革命的冲击使一切法国的事物都名誉扫地。然而在 1817 年，向来对亚当・斯密抱有偏见的亚当・缪勒却仍称他为 “政治经济学领域古往今来最伟大的作家”；而且缪勒早在九年前就曾以一种承认对手实力强大且与日俱增的口吻撰文反对过斯密。他说，在亚当・斯密的影响下，“国民经济学不再致力于对国家资源进行思辨性的考察，而是致力于在实践中不断增加国家资源”。事实上，在德国，亚当・斯密本人及其著作被视为积极追求财富的象征，而且人们更多地将财富视为目的，而非手段。费希特在《锁闭的商业国》（Closed State，1800 ）中所描述的那种状况，即全世界对物质财富的狂热追逐，被认为是斯密的理想和目标。大众哲学家（popular philosopher）Garve通过推出一个新译本（1794 年）让亚当・斯密的思想得以普及，这位苏格兰经济学家已然在德国开创了一个学派。他之于经济学，就如同康德之于哲学。解放战争时期的普鲁士政治家们在财政方面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他的追随者。许多教授也支持他的观点。柯尼斯堡大学的克里斯蒂安・雅各布・克劳斯教授（Christian Jakob Kraus，1753 – 1807 ）甚至连文风特点都加以模仿，以示对斯密的推崇。哥廷根大学的格奥尔格・萨托里乌斯教授（Georg SARTORIUS，1766 – 1828）主要在经济政策方面与他的导师存在分歧；他坚持认为 “自然自由” （natural liberty）原则存在许多例外情况。奥古斯特・费迪南德・吕德尔教授（August Ferdinand LÜDER，1760 – 1819）起初满足于从旅行书籍和统计资料中选取内容来散漫地阐释斯密的学说，却不太关注本国的实际情况，但后来逐渐陷入了一种怀疑主义，这种怀疑主义和他早期的笃信一样，都有些过度。胡费兰德（HUFELAND，1760 – 1817 年）、洛茨（LOTZ，1771 – 1838）、索伦（SOREN，1754 – 1831）和雅各布（JAKOB，1759 – 1827），他们至多不过是聪慧的普及者。正如Garve的经济学与Wolfe的哲学相关联一样，雅各布的经济学与康德的哲学相关联，而他还是康德哲学的热忱捍卫者。费希特和黑格尔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则较晚才显现出来。

19 世纪早期，德国在政治上陷入低谷，随之而来的那种忧郁情绪，不仅在费希特的《锁闭的商业国》中有所体现，在诸如《沉沦的人性》（Der gesunkene Menschenwenth，匿名出版，1804 年）这类书中也有所反映。但在解放战争之后，这种情绪让位于一种更为坚毅的精神；甚至在经济学领域也出现了一种积极向上的风气。海德堡大学教授劳（Rau，1792 – 1870）编写的教科书展现出一种思维活力，不再仅仅是对英国著作的照搬，而且与以往相比，人们对英国的相关著作，不仅包括斯密的，还有他后继者们的，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更充分的利用。劳的《教科书》（Lehrbuch，1826）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可以说它在受到许多批评的情况下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直到我们这个时代阿道夫·瓦格纳教授试图重新编辑它，然后发现他必须重写它。德国早期经济学的一些典型特征在劳的著作中并非完全不存在。当时的经济学著作大多是为德国的实务政治家们而写，而非针对经济专业的学生，甚至也不是为一般意义上的世界各国政治家而作。劳的书在一定程度上和旧时的官房学教科书（kameralistische Lehrbücher）一样，是为在职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们而写的。但它也包含了更为广泛的理论体系；而且它对过往理论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真正的经济学论据，而不像所谓的 “浪漫主义” 学派那样，在很大程度上是诉诸情感。与此同时，当我们考虑到文学领域的浪漫主义学派总体上对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表示认同，而经济学领域的这个 “浪漫主义学派” 却与之背道而驰时，将亚当・缪勒（1779 – 1829）等人的作品冠以浪漫主义之名似乎不太公平。

从1815年的和平时期开始，我们可以追溯德国经济学的三条发展脉络，即理论学派、历史学派和社会主义学派，尽管这些脉络有时会相互交叉。在理论领域，继劳之后，冯・杜能（Von Thünen，1780 – 1850）的著作最为重要。在《孤立国》（Der isolirte Staat，1826）一书中，冯・杜能发表了关于地租理论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与李嘉图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却是他独立研究得出的。他的构想并非像书名所暗示的那样，是关于一个理想国家的，而是对研究条件进行的一种理论简化。从理论上讲，当排除所有外部影响因素时，书中展示了以城镇为中心、肥力相同的各个土地区域与城镇之间的距离所产生的影响。这样，区位对地租的影响就以一种形象的方式呈现出来，这表明抽象方法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形象化的表达。冯・杜能本人甚至更看重他的自然工资理论，他用数学公式将其描述为根号下ap，其中a代表生活必需品，p代表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工资不仅仅是生活必需品，而且应该随着产出的增加而提高。有时人们认为冯・杜能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但他的立场更像是一位地主，他的社会纲领非常先进，但他也无法完全忘记自己所属的阶层。

巴伐利亚的部长赫尔曼（HERMANN，1795 – 1868）在某一方面甚至比冯·杜能更有资格与伟大的英法经济学家相提并论。他的《国家经济学研究》（Staatswirthschaft – liche Untersuchungen，1832）涵盖了纯经济理论的所有分支领域，几乎在该学科的任何一个部分，他都留下了富有成效的见解。和冯·杜能一样，他表明了一个务实的人也能够进行抽象推理，尽管在他的书中，他把大部分篇幅都用于论述生产，这或许也显示出他务实的倾向。他明确区分了技术层面和经济层面的问题。他着重阐述了商品和财富的 “主观” 方面，而这些方面后来在奥地利学派那里得到了突出强调。他对消费资本与生产资本的区分，对联合行动与集体行动的区分，对成本的各种要素以及雇主利润的分析，还有成本与价格及价值之间关系的分析，都极具特色。实际上，他这本书的后半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篇关于价值的论述，就如同人们对李嘉图的整本书的评价一样。也许没有哪一部德国的经济学著作能像赫尔曼的这本书一样，给读者留下如此深刻的有力印象；然而，也很难说他的著作在哪个具体方面给经济思辨带来了深远的变革。直到最近，马歇尔（Marshall）教授给予了他应有的认可之前，赫尔曼的名字在英国经济学家中鲜为人知，班菲尔德（BANFIELD）在这方面是一个显著的例外。

自赫尔曼之后，德国无疑开展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但这些工作通常以专题论文的形式呈现，比如曼戈尔特（MANGOLDT）关于企业家利润（Unternehmergewinn）的研究，舍夫勒（Schäffle）关于垄断销售条件（Ausschliessende Absatzverhältnisse）的研究；或者这些理论研究偶然出现在一部或许以《国民经济学》（Volkswirthschaftslehre）为题的论著中，但这类论著包含的历史、统计和政治方面的内容往往多于抽象推理。相反，在奥地利，仍在进行着旧式的优秀理论研究工作，而且这项工作始于对德国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派的一种反动。在这个历史学派和理论学派之间，我们可以把李斯特这样的人看作是处于中间立场的人物。在内贝尼乌斯（Karl Friedrich Nebenius，1784 – 1857）之后，李斯特（1789 – 1846）的主要功绩在于说服各个邦以及邦内的不同地区，在其境内实行自由贸易，并对外采用统一关税——换句话说，就是建立一个关税同盟（ZÖLLVEREIN）。巴登（Baden）率先行动，而普鲁士（Prussia）的行动更为有效；在1828年至1852年间，关税同盟几乎将所有的小邦都纳入了自己的范围。

从许多方面来看，这场运动可与英国反对谷物法、倡导自由贸易的运动相媲美。然而，关税同盟所实现的，只不过是英国几个世纪以来，以及自1707年和1800年以来联合王国所拥有的东西；那就是在内部实行自由贸易，对外实行统一的保护关税。李斯特是国内自由贸易和对外保护主义的有力倡导者。他与科布登和布莱特的观点一致，希望 “政治经济学应走出学者的书房、教授的讲台、政治家的内阁，走进商人的账房、公务员的办公室、地主的宅邸、农民的郡级集会——成为所有受过教育的公民的共同财富”（《国民体系》（National – System））。但这不应是那种将全世界视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主流政治经济学，仿佛普遍的和平已经建立起来了一样。在政治纷争停止之前，政治经济学有必要是民族性的，而不是世界主义的。一种保护主义体系将发展各个国家的 “生产能力”，使其更适合最终实现兄弟情谊、和平以及全球自由贸易的状态。政治经济学应该更多地研究这些生产力量，而不是像迄今为止那样，主要研究交换和价值。和奥古斯特·孔德一样，李斯特也有他的“三阶段法则”（law of the three stages,），并且他还从历史角度对其进行了一定的论证。

然而，李斯特并不是新兴历史学派的优秀代表。历史学派的主要观点是，所有的经济学说都与它们所出现的特定时代相关，其中不存在对所有时代都永恒或真实的内容。该学派更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舍恩（Schön）、希尔德布兰德、舍夫勒、罗雪尔和克尼斯。它究竟是可以追溯到萨维尼和法学家们，还是仅仅源于格维努斯（Gervinus）和历史学家们，这是一个无需在此处定论的问题。卡尔·门格尔教授在其《社会科学方法论》（Methode der Socialwissenschaft，1883，第四卷，第三章）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详见词条 “HISTORICAL SCHOOL”）。

自赫尔曼时代以来，德国最优秀的研究成果，即使是在理论领域，也是由这个学派的追随者们取得的，这显示出他们主要原则的灵活性。舍夫勒撰写了关于《专卖权》（Exclusive rights of Sale，1867）的著作，L. 冯·施泰因（L. von STEIN）研究了财政与行政管理（1860），克尼斯探讨了货币问题（1873年及以后）。罗雪尔的《政治经济学》在对资本、工资、利润、地租和税收等传统经济问题的讨论中也具有重要意义。甚至该学派的极端派别也相对认为货币和通货理论是较为固定和持久的，而且罗雪尔、吕梅林（Rümelin）和瓦格纳总体上也是这样看待马尔萨斯的人口法则的。实际上，这个学派至少可以分为三个群体，可称之为右派、左派和中间派。属于右派的罗雪尔和舍夫勒，频繁使用演绎法；勒泽勒（Rösler）、黑尔德（Held）、纳塞（NASSE）使用得较少；施穆勒和布伦塔诺则尽量完全避免使用演绎法，尽管（就像我国的索罗尔德·罗杰斯一样）他们无法完全保持前后一致。正如上文（“奥古斯特·孔德与英国早期经济史” 一文）所述，历史经济学家实际上是研究过经济学的历史学家，而不是纯粹的经济学家；这一点在左派和中间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施莫勒、奥亨科夫斯基（Ochenkowski）和纳塞的历史研究著作。

当我们探讨 “讲坛社会主义者”时，就会发现很难维持对德国经济学家的三分类法。像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教授、科恩（Cohn）教授或吕梅林教授这样的杰出学者，既可以被归入社会主义者行列，也可以被归入历史经济学家行列。对于兰格来说也是如此，他撰写了关于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最佳著作，在德国，密尔的《逻辑学》比他的《政治经济学》更为人所熟知。瓦格纳的著作，除了他对税收和财政的论述之外，其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他始终意识到法律和哲学与经济问题的关联。他不像舍夫勒等人那样认为经济学本身应该是一门伦理科学；而且他最近对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赞赏表明，他离纯粹的理论观点也并不远。

实际上，将其分为三个学派在逻辑上是有缺陷的，尽管在实践中比较方便。这种分类法可以用来指出：（1）在德国相对较少的、主要局限于抽象理论研究的学者；（2）那些没有完全摒弃理论，但更关注具体经济事实，尤其是过去时代经济事实的学者；（3）那些利用历史和理论来支持一种政治方案——即国家对经济活动进行积极干预——的学者。这三类人的原则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可以同时成立的。 

社会主义，不仅代表着大学和图书市场中学说与学说之间的冲突，而且几乎必然意味着与当时政府的斗争，因此它的历史比正统经济学和历史经济学要激动人心得多。费希特在一定保留意见的基础上是一位社会主义者（见词条“FICHTE)”），他设法避免了这种政治冲突；而他在哲学上的后继者们甚至更远离危险。但是左派的黑格尔主义者——尤其是马克思、拉萨尔、恩格斯——积极参与了支持社会主义的政治鼓动；他们在政治和知识层面上大胆结合，使自己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抽象理论学派从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那里汲取灵感的同时，社会主义者则受到欧文、里德（READ）、汤普森和格雷著作的启发，但程度不尽相同。1848年法国大革命以及德国相应运动的影响可能要大得多；而社会主义者的知识武器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李嘉图提供的，德国人通过BAUMSTARK1837年的译本早已熟知李嘉图的学说。

卡尔·马克思在他的《共产党宣言》（Manifest，1848）和《雇佣劳动》（Lohnarbeit，1849）中坚持认为，工资现在是、而且必定只是维持生活的成本价格；并且在《资本论》（Kapital，1867）中提出，资本的收益源于劳动者的生产，而劳动者并未因这种生产获得相应报酬。工资仅意味着基本生活必需品，价值就是成本价格，这些学说似乎可以合理地从李嘉图的理论中推导出来。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意味着，在饥饿的威胁下，工人为雇主生产的产品超过了他们维持自身生活所需的数量，但这些额外的产品并没有归他们所有，而是被处于主导地位的雇主占有了。如果没有《资本论》中所引用的大量英国蓝皮书作为例证支撑，马克思可能不会给经济学家们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与他同时代的洛贝尔图斯（Rodbertus，1805 – 1875）在严密推理的能力上更具优势。和冯·杜能（Von Thünen）一样，他谈论起经济问题来像李嘉图，但却很少或几乎不了解这位英国经济学家。他的不足之处在于厌恶积极的政治鼓动，并且并不排斥政治妥协。另一方面，他在工资、正常工作日和资本等问题上的学说与马克思的学说非常相似，以至于关于谁先提出这些学说的问题常常引发争论。著名的 “铁律” 常常被认为与德国社会主义相关，严格来说，它既不是马克思也不是洛贝尔图斯的公式，而是拉萨尔（1825 – 1864）提出的。拉萨尔是一位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但过于言辞华丽且冲动的鼓动者。拉萨尔将德国社会主义者组织成了一个强大的政党；现代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见词条“社会主义”）的创立尤其应归功于他。他嘲笑舒尔茨-德利茨（Schultze-Delitzsch）试图通过合作来改造社会的努力；但这仅仅是因为他希望合作能够得到国家的资助和推动。

“讲坛社会主义者”，无论是这个名称还是这一群体，尤其是在普奥战争之后开始引人注目。正如他们中的一员纳塞（Erwin Nasse）教授所描述的那样，作为温和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他们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当时普鲁士官僚机构在政治上取得的成功；这种关联的痕迹很容易被发现。

也许将当代经济学家分为六类比分为三类更为合适。（1）是 “模仿者”（Epigoni） 或旧古典学派的继承者，包括Karl Braun、Treitschke、Max Wirth等人，早期还包括亲王Smith和Michaelis。他们通常被视为与英国曼彻斯特学派的政治家们观点一致。他们在该国的期刊、演讲台上以及议会中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2）是所谓 “理论复兴”（theoretical renaissance） 派的代表人物，其中包括菲利普维奇（Philippovich）以及数理经济学家Launhardt、Auspitz和Lieben。他们或多或少与奥地利学派（见词条“AUSTRIAN SCHOOL”）关系密切。我们很难将杜林（Dühring）以及其他复兴或移植凯里（Carey）学说的人归入这一类；但迪策尔（Dietzel）虽然是奥地利学派的尖锐批评者，却必定要在此占有一席之地。

（3）是历史学派，它包含多个不同的群体；（4）是讲坛社会主义者，其中包括瓦格纳、施穆勒，以及（早期的）黑尔德（Held）。舍夫勒（Schäffle）也必定要归入这一类，尽管他最近撰写的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文章，突显了他温和的国家社会主义与纯粹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异。桑特（Samter）虽然有时被视为 “讲坛社会主义者”，但几乎可以被归入纯粹的社会主义者行列。（5）纯粹的社会主义者以倍倍尔（Bebel）和李卜克内西（Liebknecht）为主要政治拥护者。即使仅凭借笔杆子，倍倍尔也绝非平庸之辈。恩格斯虽然生活在英国，但也应被归入这一学派，并且在许多方面是该学派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尽管考茨基（Kautsky）也紧随其后。对该政党的组织架构、其各种代表大会和期刊的历史的描述，更多地属于政治学范畴而非经济学范畴。1878年10月通过的持续了十多年的镇压性法律，使社会主义因遭受迫害反而受益。189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获得了170万张选票，并向帝国议会输送了43名议员。1883年（疾病保险）、1884年（意外事故保险）和1889年（养老保险）的保险法表明，政府决心在这方面胜过其对手。众所周知，当时掌权的俾斯麦也并不排斥从拉萨尔那里汲取一些经验。（6）基督教社会主义者（Christian socialists），以多林格（Döllinger）、美因茨的凯特勒（Ketteler）主教和教会法学家Moufang等罗马天主教徒为代表，以及后来的Todt、Stöcker等新教徒，他们没有独立的经济学说；但作为社会改革者，他们像讲坛社会主义者一样，与社会民主党或纯粹的社会主义者相抗衡，并且为社会主义政治增添了宗教这一新元素。

下面可以简要提及一些与经济学或多或少相关的主要协会和期刊。自由贸易者拥有他们的 “经济大会”（Volkswirthschaftlicher Kongress）和成立于1858年的经济学会；他们在消除封建障碍以及遏制极端保护主义者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然而，还需要一些更具建设性的举措；于是在1872年，施穆勒在爱森纳赫（Eisenach）召集了一次会议，此次会议促成了社会政策协会（Verein für Sozial – politik，1873）的成立。这个协会可以说是在制定保险法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并且从一开始，它就公开与社会民主党展开竞争。该协会每年举行一次讨论会议，出版会议记录，在许多方面类似于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经济部门，只不过还增加了一个直接的实际目标。协会成员包括Nasse、罗雪尔、Held、Knapp、Mithoff、Conrad、统计学家恩格尔（Engel）、布伦塔诺、瓦格纳、菲利普维奇、Schönberg和Miaskowski等。

德国的主要经济期刊非常清晰地反映了该国的经济学发展状况。《国民经济学与统计学年鉴》（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 – ökonomie und Statistik，由Conrad编辑，常被称为 “Conrad年鉴”）主要刊登理论、统计和描述性文章，且不拘泥于任何学派。《立法年鉴》（Jahrbuch für Gesetzgebung，“施穆勒年鉴”）与法律和历史的联系更为紧密。《国民经济与文化史季刊》（Vierteljahrschrift für Volks – wirthschaft und Kulturgeschichte）是自由贸易者的喉舌；由Braun编辑的《社会立法与统计学档案》（Archiv für Soziale Gesetzge – bung und Statistik，柏林）主要关注社会改革问题，同样关注这一领域的还有曾由同一编辑出版的《社会政治周刊》（Sozial – politisches Wochenblatt）。新创办的《社会与经济史杂志》（Zeitschrift für Sozial – und Wirthschafts – geschichte，弗莱堡）是纯粹的历史经济学家的阵地。Oncken教授的一些优秀历史著作就发表在该杂志上。《综合国民经济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rthschaft，图宾根）由Fricker、Schäffle和Schonberg编辑，相当兼容并包。社会主义期刊中最为温和且有价值的是《新时代》（Die Neue Zeit，Stuttgart）。在《普鲁士年鉴》（Preussische Jahrbücher）和《哥廷根学者通报》（Göttingische Gelehrten Anzeigen）中经常能看到优秀的经济学文章，而且偶尔（尽管不像在英国或美国那么常见），一些面向普通读者的期刊也会刊登有关经济主题的重要文章。在德国，撰写关于经济或社会主题的详尽文章，比在其他国家更被视为获得政府职位的一种先决条件；其结果是导致这类文章有过度产出的趋势（见词条 “BOUNTIES”）。

关于经济主题的书籍也在不断出版；然而，即便经济理论并未被完全忽视，大多数作者在处理相关内容时也往往采取折衷主义的态度，而且与英国或美国相比，德国的经济学或许更准确地说正处于一种过渡状态。这不仅体现在学派的细致划分上（这让人联想到旧德国的政治地方主义），还体现在像Schonberg的《手册》（Handbuch，1882）这样的经济学论著集，或者像1894年在Conrad、Elster、Lexis和Loening编辑下完成的《国民经济学大辞典》（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rthschaft）这类著作中所采用的各种不同观点上。

还应该补充的是，在当代德国出版的有价值的专题论著中，有不少（比如兰格、Hasbach、Walker和Leser的著作）是关于英国经济学家的；而且英德两国经济学家之间的交流可能从未像现在这样密切。这是非常令人欣喜的，因为两国的生活状况正趋于越来越相似，两国的思想家和立法者也将面临相同的问题。在特定国家进行的经济思辨，总是会受到该国具体国情的重大影响。德国的经济舆论倾向于支持马尔萨斯，而法国则反对他，这并非偶然。特定社会方案（如合作银行或劳工聚居区）的成功或失败，也影响了学者们对理论可能性的看法。货币制度的变革也带来了类似的启示。1870年战争后采用金本位制，引发了对货币问题的热烈讨论；而这一变革所带来的影响，使得德国经济学家在对金本位相关理论问题做出决策时更加谨慎。目前（1894），有一个委员会正在开展工作，或许它能像两年前（1892）奥地利的大型货币委员会那样，对该问题的各种观点进行彻底梳理。还需指出的是，就金本位制在整个德意志帝国引入了统一货币这一点而言，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项有价值的改革。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