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课程 | 苏慧君（Huei-chun Su）：我读林钟雄的经济思想史（上）

苏慧君（Huei-chun Su）

文本来源：《台湾民报》【林钟雄经济专栏】

教材专辑 | 林钟雄：西洋经济思想史

Su H. Economic justice and liberty: The social philosophy in John Stuart Mill’s utilitarianism[M]. Routledge, 2013.

我读林钟雄的经济思想史（上）

缘起

林钟雄老师著作等身，在其丰富的学术著作中最为人所熟知者，大概要属《货币银行学》及《西洋经济思想史》二书了。林钟雄老师在货币理论与经济思想史两个领域皆有深厚的钻研与修养。他所撰写的这两本教科书，在过去都曾风靡一时。尤其后者，在经济思想史仍为各大专院校经济学系必修课的那个年代，林钟雄老师的《西洋经济思想史》经常是该课程指定的必读教科书。林钟雄老师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与写作着力甚深，其在经济思想史此一领域之成就与影响，在台湾的经济学界中可说至今尚无人能出其右。

在民报主持的【林钟雄经济特别专栏】里，已有彭百显先生所撰的数篇佳文介绍林钟雄老师的一生及其在推动台湾自由经济与民主政治等多方面的贡献，然尚未见有文章对其在经济思想领域研究上的学术成就特别着墨。因此，尽管我对林钟雄老师的认识绝大多数是透过私淑其著作以及为数甚少的报章报道，对其思想之诠释肯定尚有管窥之虞，仍然选择在此野人献曝。一方面希望敬以此文感念林钟雄老师曾鼓励我以经济思想研究为志业之启蒙与深远影响;另一方面，希望经由整理、记录我对林钟雄老师及其经济思想的认识、并经由其著作与论述反思经济学的本质与经济学家的职志，或能让更多人了解林钟雄老师经济思想的现代意义与重要性。

荒漠甘泉

若以今天经济学界的标准来看，林钟雄老师恐怕算不上是「杰出」的经济学家。尽管著作等身，但没有一篇文章是刊登在所谓国际重量级的经济学期刊。即使以当时的眼光来看，经济思想史方面的研究也经常被视为无足轻重。和其他大部份的台大经济系教授不同，林钟雄老师没有外国名校博士学位的光环。他的最高学历是台大经济系硕士。但这位道地的本土学者却为台湾经济思想研究的传承与发展成就了许许多多外国名校毕业的博士未能成就之事。长久以来，台湾甚少有经济学者投入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林钟雄老师在此领域的辛勤耕耘，为这片荒漠注入了一道泉涌不绝的甘泉。

今天，很多经济学家已不再读书、也不再撰书了。他们只读学术期刊，也只写期刊论文。诚然，林钟雄老师也在期刊杂志与报纸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但内容多为针砭时事或为政策建言，乃出于读书人悲天憫人的胸怀，而非为了拼业绩、集点数以提升个人的学术地位。林钟雄老师和今天许多的经济学家一个很大不同在于，他是个真正的读书人。他不但读书，更写书。透过写书，尤其是经济思想史领域的书，林钟雄老师传达的是理念，而非只是技术性的经济学知识。技术性问题的处理虽不能谓不重要，但随着社会经济实情的改变，这类的意见多半很快地便被新的看法所取代，而理念则常是历久弥新。

平凡中见不凡：简介林钟雄老师的经济思想史著作

林钟雄老师所撰写的《西洋经济思想史》乃始于为教学需要所准备的教材。该书详实地介绍了自重商主义起跨越四百多年近百位的重要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对一般读者而言，相较于美国学者海尔布鲁诺（Robert Heilbroner， 1919-2005）的经典之作《改变历史的经济学家》，林钟雄老师的《西洋经济思想史》或许因为较少穿插历史故事与经济思想家的花絮而显得较为艰涩，但我们不应当忘记后者有其特定的书写目的。在该书的序言中，林钟雄老师清楚地表明，他尝试客观忠实地介绍各个经济学家的理论，并尽可能地避免加入个人的意见。这个看似平凡无奇的道理，在实践上却不容易。今日那些高举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看不见的手」的大旗以主张自由市场至上的言论即为典型的例子。这类的言论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亚当斯密主张自由放任的时空背景，片面地诠释其思想，从而成了服务特定意识型态或掌握政经权力者自身利益的工具。林钟雄老师一生信仰并捍卫自由之价值，却从不盲目地援引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张来支持自己的立场。林钟雄老师在其著作中曾于数处提及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以及小政府的主张，但每次皆谨慎地指出亚当斯密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背景，并以此为前提来解读其理论的真意。

林钟雄老师研究经济思想史的方法可透过当代美国学者贝特克（Peter Boettke）的分类来理解。贝特克将阅读经济学经典著作的方式区分为工具性读法（instrumental reading）及准确读法（accurate reading）。 前者乃是读者为了解决自身的问题而读，后者则是站在原作者的立场去读。 必须注意的是，这两者并非相互排斥。工具性读法应以准确读法为基础。林钟雄老师治学严谨，尽管他个人对于经济学之研究具有改善人们生活的强烈动机，但是在研读及介绍各个经济学家们的理论之时，他首先必采准确读法，谨慎地避免因个人的动机与好恶而曲解作者的原意。正如他自己指出的：「无论如何伟大的经济思想都不能跨时、跨地地移植，而须因时因地从事妥适的诠释」。在理解原作者何以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形成某种特定的观点后，林钟雄老师才会进一步地采取工具性读法。《西洋经济思想史》一书大体上仅采取准确读法，对于有兴趣认识经济学之人，不论是否曾修习现代经济学理论，该书都有助于拓展对经济学的视野。而对有志研习经济思想史的学子而言，要扎实地修练经济学人以及经济思想史学家的基本功，该书则是一本不可或缺的必备好书。

除了《西洋经济思想史》外，自一九九六至一九九九年，林钟雄老师先后分别以经济学家凯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熊彼德（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盖布烈斯（ John Kenneth Galbraith， 1908-2006）及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为主题出版了四本专书。根据他在《米塞斯》一书的自序，哈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 1899-1992）与弗利德曼（Milton Friedman， 1912-2006）原也在其出版计划之列，不过随着两年后突发的缺氧性脑病变导致的昏迷与其后的过世，这一系列的二十世纪伟大的经济思想家丛书的出版成了其未竟之志。林钟雄老师为这四本书各下了一个副标题：《凯因斯─经济思想再出发》，《熊彼德─经济社会思想新定位》，《盖布烈斯─富裕社会的迷思》，以及《米塞斯─经济自由主义的先知》。 简短一语便画龙点睛地指出了这四位经济学家理论的精髓，这几个副标题也可说是林钟雄老师对这四位经济学家各自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定位。

林钟雄老师曾自比其《西洋经济思想史》一书就像即溶咖啡，因为该书涵盖的经济学家中有多位他未曾研读过其原典，乃为教学需要透过二手文献急就章而成。若借用这个比喻，他后来出版的几本经济学家专书，则像是用研磨的咖啡豆煮出来的咖啡，浓郁自不在话下。在出版这几本书时，林钟雄老师对这几位经济学家的研究都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日，对这些经济学家的评析与见解皆是经过长时间沉淀和淬炼后的深刻之作。在这四本书中，林钟雄老师以前述的准确读法为研究的基础，而后穿插诸多的个人评论，并进而探索这些经济学家的理论能对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值得一提的是，这几位经济学家中，除盖布烈斯外，货币理论皆在其经济理论体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我们甚至可以说，凯因斯及米塞斯对经济体系的建构乃始于货币理论。林钟雄老师一来透过这几位经济学家的著作习得当时在西方经济学界中最具影响力的几个货币理论，二来透过他自己长时间在理论上的钻研以及在实务政策上的参与，最终发展出自己的理论体系。他对这几位经济学家货币理论的分析与评论有独到之见解，因而这几本书不但是对经济思想史有兴趣者不可错过的好书，对有志研究货币理论与政策者亦为值得一读的佳作。

伟大的经济学家因何而伟大？

林钟雄老师刊行的二十世纪伟大经济思想家系列专书中的这几位经济学家并不属于同一个学派，他们的经济理论与分析方法有时甚至相左，令人好奇的是，何以在林钟雄老师眼中他们能同时并列为伟大的经济学家？从林钟雄老师的书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这几位经济学家有几个共同点。我们或可以说，这些共同点乃是伟大的经济学家共有的特质，至少在林钟雄老师的视野中如此。限于篇幅，在此仅指出最显而易见却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那就是这几位被林钟雄老师视为伟大的经济学家都不是学院派理论型的经济学家，而是入世的经济学家，他们建立理论体系的主要动机乃是为了理解真实世界里的经济问题，并为其提出解决之道。固然这些经济学家各自因为提出创新的理论与研究方法而在经济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少了这个入世的特质，他们或许只能算是经济学说史上的巨匠，而称不上是经济思想史上伟大的经济学家。从对真实议题的关怀出发，这些经济学家各自提出了经济理论理来处理在他们所处的时代里最重要的经济问题。

林钟雄老师在其早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曾如此写道：「重要的经济学著作莫不以当时的经济问题及其解决方法为其重心」。接着，在评价亚当斯密、马克斯及凯因斯三人为经济学家中最为突出者时，他认为关心经济问题，且积极提出解决经济问题的对策，从而展开其理论理体系是此三人和其他塑造经济学发展的经济学家之共同点。林钟雄老师据此主张经济学乃以经济问题为其重心。乍看之下，此语平凡至极，甚至令人有些不解。难道经济学家的工作不就是研究经济问题并提出解决之道吗？细细咀嚼，林钟雄老师这看似平凡无奇之言，其实富有深意。今天，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在钻研真实的经济问题，实情是，许多经济学家（更精确地说是经济学者，亦即以研究或教授经济学为职业者）经常将他们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在分析虚构的经济议题上。更不是每个经济学家都有能力、或是有意愿积极提出解决经济问题的对策。

林钟雄老师这个关于经济学以及经济学家的观点其实把我们带领到一个关于经济学本质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当代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学教育希冀寻求突破时必须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前段的引言其实涉及了两个不尽相同、但密切相关的问题。首先是关于经济学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其次是提出解决经济问题的对策是否是经济学家的职责。以下分就两者加以讨论。

经济学的本质

经济学是什么，或者经济学的本质为何，是一个比经济学的定义更寛广的问题。要回答经济学是什么并不是件易事。对于这个问题，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答案，即使是同一时代的经济学家也有不同的答案。但是既存见解的繁多并不是处理这个问题的最大困难，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大难处在于我们时常混淆了究竟是要以一个实然或应然的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

从字面上来看「经济学是什么」显然是个实然的问题，大体上只要从观察与归纳经济学家们都在做些什么即可回答。不过许多经济学者在探索「经济学是什么」这个问题时，却往往将实然问题的答案赋予应然的约束力，亦即在宣称经济学是什么之时也悄悄地将其视为经济学应该是什么。然而，应然的问题无法从实然找到答案。用观察和归纳的方法只能得知过去的经济学和现在的经济学在做什么，如果经济学要突破现有的困境就不能回避思索经济学应该是什么样的一门学科之问题，而这个问题无法仅由经济学自身来回答，而必须涉及哲学的讨论。

不幸的是，今日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不愿承认「经济学应该是什么」是个应该讨论的问题，而情愿相信我们只能由这个学科「自然」发展的结果来定义经济学是什么。于是，从空洞的当代经济学里就只能归结出虚无缥缥的答案。诚然，林钟雄老师探讨经济学的本质时，亦是基于归纳历史而得出结论，但与现代许多学者不同的是，他不将眼光局限在时下流行的经济学，他所观察的对象乃经济思想史上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因而当他宣称经济学以研究真实的经济问题及其解决方法为重心时，他的著作及主张有着应然规范层面之论述与省思的大格局。

林钟雄老师的写作风格向来温婉，在其著作中甚少有批评其他经济学家的刻薄之辞，但敦厚如他也忍不住这么写道：「二十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经济学家老是躱在象牙塔里，其著作常与社会脱节，使常规经济学家的社会地位不断低落」。以研究并解决真实经济问题为出发点是林钟雄老师对于经济学的本质应当为何的见解。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身体力行地为这个见解提供了最佳的诠释。

依个人浅见，台湾经济学研究与经济学教育当前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论文的质与量无法与外国顶尖名校相比，也不在于研究方法跟不上国外最新发展的脚步，更不在于经济学教授与学生们的能力不足，而是在于我们不曾认真思考经济学的目的与经济学家的角色;我们随波逐流地在外国学者对经济学设下的框架内思考，我们盲目地对能够在国际期刊发表晦涩难懂却不见得有实质意义的论文的经济学家予以尊崇，却不思以致力于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为典范。作为直接的结果之一便是大量的经济研究与学术论文并不是从认识并解决台湾当前面对的重大经济问题出发，这也间接地造成了台湾经济当前的困境。台湾要想突破经济困境，经济学的研究与教育要能追随良好的典范至为重要。

读经济学，所为何事？

关于积极提出解决经济问题的对策是否为经济学家的本职，在学院派的经济学家们之间是存有极大争议的。此问题又分为两个层次。其一为经济学的结论是否足以让经济学家对政策提出建言，其二为经济学家是否应对政策问题保持中立。

关于前者，答案是明确的，经济学的理论皆是在诸多的假设下构建或虚构的，其结论只有在所有假设条件维持不变的情况下为真，因而直接将理论的结果套用在实际的经济问题上是危险的。但这不代表经济学家因此不能对解决经济问题提出对策。重点在于建构理论之时须以观察社会实情为出发点，而在提出对策时则必须针对真实的经济情况妥善加以修正理论。修正理论使其能够真正有用乃为主要困难所在，也是最需要用心琢磨研究的。

要解决真实世界里的某一经济问题所需要的不仅是经济知识，还有关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重面向的认识，以及价值的取舍。因而解决经济问题不可能是经济学家仅凭经济学知识就能独立完成的任务。但是维持科学的中立性却为多数经济学家提供了回避面对现实的最佳借口。今天，由于大学里的经济学家们不再以解决经济问题为其主要职志，因此，理论也不再需要受到能否解释并解决真实经济问题这个标准的严厉检验。理论的好坏不再取决于能否帮助理解并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而是取决于模型的复杂与精妙程度。不过，理论与实务的脱节本身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诚如一段林钟雄老师转引他人之言所形容的，经济学家在面对着弥漫于真实世界之金钱事务、强盗、贪婪及贪污的混乱状态时，其理论及法则只不过是一种无害的文丐。最可怕的是，少数握有权力的经济学家不仅未能认识这种在不以解释或解决经济问题为前提下所发展出来的虚无经济理论根本不可能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却还将理论强加于政策，以致祸国殃民。

至于经济学家是否应维持中立的问题则牵涉到经济学本质为何的问题。经济学于二十世纪初逐渐摆脱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由于经济学中诸如价格、商品数量等许多题材原本就容易以数字表现，再加上科学主义的抬头以及冷战期间的政治因素，数理模型和计量模型便以一种客观的、不含个人价值判断的科学之姿攻占了以美国为首的多数西方国家的经济学界。经济学既被视为一门科学，则作为科学家的经济学家理当维持中立，并且应当以数理或计量模型等科学的方法从事经济问题的研究，否则便算不上是杰出的经济学家。诚如林钟雄老师所描述的，即使拥有柏克莱大学博士学位、曾于哈佛经济学系任教、并长期对美国经济政策有重大影响与贡献的加裔美藉经济学家盖布烈斯，只因不采取主流的、被视为科学的数理方法研究经济问题，他在同侪之间便难以经济学家的身份获得尊敬，少数人甚至认为他不值得被冠上经济学家的头衔。在许多经济学家醉心于不着边际的数理模型、却不再以解决实际经济问题为职志的今日，盖布烈斯的遭遇让人读来觉得格外讽刺。

在研究方法与议题上，林钟雄老师的经济学与时俱进。但在经济学的目的与本质，他却承袭了经济学一词的古典意义，亦即经济学是一门「经世济民、利用厚生」之学。这个古典意义的实质在东方与西方世界中并没有太大的差异，这是古代中国文人对经济一词的理解，这也是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亚当斯密这个传统中的意义，因而经济学在亚当斯密的理体论系中乃成其道德哲学的一部分。 读经济学究竟所为何事？林钟雄老师毕生致力于台湾经济的自由与繁荣，他以一介经济学家的身份为「经世济民」之学的真意做出了最佳的诠释。

二○○七年爆发的金融海啸迫使许多西方国家的经济学者开始省思当代经济学出了什么问题，并试图寻求解决之道。许多学者开始重新思索学习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的重要性。向来跟随西方潮流的台湾经济学界或许也会因此对经济思想史的研习开始重新给与重视。在我看来，学习经济思想史与否本身并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一个研习经济思想史之人不能从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反思经济学的本质与目的，学习经济思想史的益处有限。更糟的是，如果断章取义地把过去经济学家的理论胡乱套用在今日的情势，那么学习经济思想史不但不能有所助益、甚至会有害。学习谢世的经济学家们过时的理论绝非学习经济思想史的主要目的，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在这个混沌的时代中重新省思经济学的目的与价值，以找到前进的方向。